施行期間與目的
日本時代台灣總督府為啟蒙、教化原住民，自1897年（明治30年）8月開始，即帶領原住民到日本國內觀光，使其目睹日本國力強盛，心生畏懼而不敢與之為敵。由於日本人認為原住民旅日觀光成效頗大，因此成為「理蕃」政策的重要項目之一，且多以官費支持。至1929年（昭和4年）為止，日本人共舉辦過九回的旅日觀光，除第七回為青少棒邀請賽及第九回為青年團之都市農村見習外，各回多指定部落具影響力之人物，如頭目、副頭目、勢力者赴日參觀學習。第一至第六回主採「威嚇」觀光，以展現軍事設施力量，達到恫嚇目的為主；第七回以後則兼採「啟發」觀光，以都市建設與農村見習為主，並為自費型的旅日觀光。
昭和初起，由於日本人治台行之有年，各項近代化建設多有成長，加上官費支出有限，總督府改以台灣島內之城市觀光為招待或勸降部落之策略。至於旅日觀光，官費補助雖然停止，但教化較深之原住民部落為親眼目睹日本國內之姿，也多採自費觀光方式行之。至1929年（昭和4年）第九回觀光活動結束後，受世界經濟大恐慌影響，台灣原住民旅日觀光活動暫告中止。翌年，復因霧社事件及其他原住民抗日事件，致旅日觀光活動完全中止。然自1934年（昭和9年）起，台灣總督府轉變想法，再度開啟原住民旅日觀光，並改換招募對象，以接受過日本教育之青年團員為主，並加強農村見學，藉此養成忠良順從之帝國臣民，直至1941年（昭和16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夕，原住民旅日觀光活動方告終止。
設立背景與內容
日本自1895年（明治28年）領有台灣後，為使原住民早日臣服統治，採行威嚇與懷柔並進之法，對未歸順者祭出軍事武力，對臣服者則以授產教化，使其改換成農業文明生活。雖然台灣總督府「理蕃」的策略多元，但旅日觀光仍被官方視為是最有效的同化方法。1897年（明治30年）8月，第一批台灣原住民赴日觀光，目睹日本國內城池雄偉、人口眾多、武器先進、現代化設施齊備，多發出讚嘆、驚訝之聲，日本人認為成效良好，原本應該持續辦理，但因接連爆發多起原住民抗日事件，直至1911年（明治44年）才有第二批原住民赴日觀光。此後由於總督府治台漸上軌道，旅日觀光宣傳成效頗佳，加以部分原住民也有赴日意願，所以在1930年（昭和5年）霧社事件發生前，總督府又相繼舉辦過七回旅日觀光。
霧社事件發生後，由於撼動國際視聽，總督府重新檢討理蕃政策，改以招募青年團員，參觀標的也改以農村見習為主。每年平均舉辦1-2次，每次招募青年團1-4團，每團成員約30名。相較於霧社事件前的觀光，各回旅日觀光的青年團員也驚訝日本國內交通設施發達、建築雄偉、人口眾多、民眾勤勉親切等，尤其是在二重橋皇居前參拜落淚、天皇接見深感榮幸等，實為過往較難見及。由於旅日觀光者已改換成部落中堅之青年團員，在日本人刻意規訓下，多具有一定教育水平與近代文明觀，因此對旅日觀光多有正面回應。
執行成效與影響
日本明治、大正時期原以官費招募台灣原住民頭目、勢力者赴日本國內參觀軍事施設的威嚇觀光，由於霧社事件後總督府修訂理蕃政策，官方補助減縮，但各原住民部落對旅日觀光仍感興趣，遂改以自費方式行之。總督府為強化觀光效果，還限定參加成員質量，其中最明顯者即是以青年團員取代部落最具影響力之頭目、勢力者。由於赴日觀光者皆選自「蕃童教育所」以上學歷，對近代文明多具好感，且較能認同日本之青年團員。透過持續規訓與教化，加上旅日觀光之所得與所見，至昭和時期，當這些青年團員已成為各部落核心勢力或領導者時，除可辨知日本與原住民在文明上的差異，也開始學習甚或認同日本的統治。
由於理蕃政策的改變，霧社事件後的旅日觀光除皇國思想的灌輸依舊外，主要為日本農村的參觀與見習，在「糖飴」為主的懷柔政策下，原住民不再激昂敵對，農村生活的學習與接受，似乎也是傳統部落可為之事。自1937年（昭和12年）中日戰爭爆發後，隨戰事擴大，參觀內容又再度轉換，不但軍事設施成為主要參觀項目，軍事動員亦是；而為涵養皇國民精神，除參拜皇居與各地神社，日本人亦利用原住民旅日觀光，設計參觀聖戰博覽會與武器博覽會，使其目睹戰爭之慘烈而起報國之念。
就觀光本質而論，旅日觀光者無論是頭目、勢力者抑或是青年團員；參訪標的無論是威嚇型的軍事設施抑或是啟發型的農村生活，都與今日強調觀光乃消費休憩活動，並帶有歡愉享樂之意涵，相距甚遠。日本時代台灣原住民的旅日觀光，對當時日本官方而言乃同化政策下的最佳投資行為，可視為是日本人理蕃政策下的特殊產物，為一種「異質性」的觀光活動。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