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論
新城事件（1896年11月-1897年5月）之後，台東廳長相良長綱力主撫育，而收到一定成效，且使賀田組得以在威里社（Widi，今秀林鄉佳民村）設事務所及腦寮。結果卻因警備津貼分配不公，引起外太魯閣諸社的不滿。
1906年（明治39年）6月起，當地的緊張氣氛持續升高，日方遂考慮退出當地；威里社害怕因日本人的退出，而使他們被外太魯閣諸社攻擊，遂在激憤之下，於同年7月31日，攻殺花蓮港支廳長大山十郎等25人。
本事件發生之後，日方並未採取軍事行動，而以安撫手段穩住當地情勢，以免重蹈新城事件之覆轍。隨後，花蓮境內出現第一條隘勇線（威里隘勇線，又稱北埔隘勇線），東台灣也隨之成為「隘勇線推進」政策的一環。
事件背景
在新城事件的善後會議中，各撫墾署長已提出加強教化、授產、生活輔導等工作。於是在台東廳長相良長綱的主導下，至次年（1898，明治31年）1月6日，通事李阿隆派人帶戶口名冊及歸順書；同時，相良廳長也同意李阿隆之要求，新城地區不派駐軍隊。
由於外太魯閣群之表示歸順，故於1901年（明治34年）7月，設國語傳習所分教場於古魯社（Kulu，今秀林鄉秀林村固祿部落），並設有警察官吏派出所，且指定賀田組在社內開設火槍及火藥販賣店。自日本進入東台灣以來，從未出售火藥給太魯閣人，此時則基於招撫而答應李阿隆之要求，供給火槍及彈藥之交易。
隨著撫育工作的進展，又於1904年（明治37年）9月派駐公醫、蒞年3月改古魯國語傳習所為蕃人公學校，直到1906年（明治39年）7月發生威里事件為止。
1904年3月，相良廳長去逝、森尾茂助繼任，一改原先的撫育政策。尤其是1906年4月佐久間佐馬太接任總督，以理蕃事業自期，在警察本署成立蕃務課，作為總督府的理蕃機關，此已可視為積極治理的徵兆。
事件始末
1906年2月，賀田組在外太魯閣的九宛社（Qowgan，今秀林鄉景美村加灣部落）分社威里社設事務所及腦寮；同年6月，因賀田組透過威里社耆老轉發津貼給各壯丁，而耆老卻只給三、四名自己的親族，各社壯丁乃與耆老理論，而且怨恨日本人。
同年7月17日，外太魯閣的得其黎社（Tkijig，今秀林新崇德村）多人至威里社附近狩獵，偶遇威里社耆老，於是責備耆老分配津貼不公，並開槍射傷其親族。7月30日，又發生西拉罕社（シラガン，今中橫公路寧安橋北上方）與威里社的衝突，以致於西拉罕社人殺害2名日本人腦丁。
由於威里地區的紛擾持續增高，花蓮港支廳長大山十郎決定撤出當地的日本人，並要求賀田組暫時退出。此時，古魯社壯丁也在賀田組事務所開槍射擊天花板；7月31日，5名日本腦丁因惶恐而自古魯社退出，卻在前往花蓮港途中，於遮埔頭（今新城鄉北埔村大漢技術學院一帶）附近，被同行之威里社壯丁殺害。此舉終於成為威里事件的導火線。
這些殺害日本腦丁的威里社人，攜帶首級至製腦事務所誇示眾人，且將火槍指在威里社耆老胸前，責備津貼分配不公；恰巧同一天，大山十郎正在當地帶領日本人退出，威里社人因而情緒激動，終於殺害支廳長等25人。
同日下午，古魯社頭目帶兩顆首級自威里社返社，並向壯丁大聲演說，主張殺盡日本人，但因副頭目反對，而改為「受保護」於副頭目家，並建議日方盡速討伐威里方面的加害者。由此可知，津貼分配不公一事，已使威里社成為外太魯閣諸社憤怒的對象。
從當時的情勢來看：威里社耆老負責發放津貼、該事務所設立於威里社、行人往來由威里社人同行等等，可見當時日本人相對信任威里社，正因如此，才使七社壯丁因不滿威里社耆老而怨恨日本人。
威里事件爆發後，由於台東廳長當時僅有少數警力而無常備兵，一旦發生事故，只能採取懷柔一策，直至同年10月，始逐漸歸於平靜。在此期間，南勢阿美表示願意配合政府的攻擊行動，尤其七腳川社人更企圖攻擊威里社，取回被侵佔之土地。但因民政長官祝辰巳認為時機尚早，不同意討伐。由於威里社是日治初期才出現的九宛社之分社，七腳川社的要求，顯示其與威里社之間，似曾發生爭地衝突？
同年8月下旬，代理警察本署長大津麟平前來調查；9月中旬返回總督府並提出復命書。鑑於先前新城事件之討伐失敗，大津麟平認為必須予以一定時間的壓迫、斷絕其對外交通、縮小其生活圈。順著這種想法而來的，便是隘勇線之封鎖。該隘勇線於隔年（1907）5月底完成後，始以搜索隊（警察及隘勇共135人、南勢諸社500餘人）於6月26日行動，至7月2日解散；並於7月1日及2日，調派「浪速」、「秋津舟」二艦，於外海砲轟近岸各社。
事件後續與影響
在威里事件的善後措施下，花蓮境內出現了第一條隘勇線，起於沙婆礑溪岸（今秀林鄉水源村），至遮埔頭海岸，於5月16日開工，同月31日完成，全長二里十五町（約近9.5公里），並任用南勢諸社擔任隘勇。由於事件過程中，七腳川社表現得很積極，故於1907年6月，另設公學校於七腳川。
其次是太魯閣人的持續南向遷徙。先是加禮宛事件後，外太魯閣群已向東及向南擴張，威里事件後，因隘勇線堵住其向東發展，而促使該群向南方的木瓜溪上游遷徙。日方為了防止外太魯閣群之持續南進，因而增設了巴督蘭隘勇線（Badoulan，巴托蘭，今秀林鄉銅門村龍澗一帶）：從達莫南（Tmuna，今秀林鄉文蘭村文蘭部落）山地官吏駐在所，溯木瓜溪至牟義路（ムギロ，今秀林鄉銅門村榕樹部落）溪合流點之隘勇線，於1908年（明治41年）5月21日開工、6月12日完工，全長三里二町（約12公里）。
三是始議另設花蓮港廳。大津麟平在其復命書中主張，台東地域廣漠等於西部四、五廳，交通可改善至某種程度，但該廳之所在地卻在南方，必須以璞石閣（今花蓮縣玉里鎮）附近為界分為兩廳。當時雖未接受此一建議，但在1908年的七腳川事件之衝擊下，此一主張終於獲得實施。日後花蓮港得以如今之縣境為其行政區域，即始於威里事件的影響。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