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論
北埔事件發生於1907年（明治40年）11月14日，賽夏族中的北賽夏大隘社（Taai），其頭目趙明政（Taro’ a ’Oemaw，1871-1952）為客家人蔡清琳（1881-1907）所策動，加入反抗日本人的行動行列，率族人勇士數十眾，與鵝公髻山、加禮山隘線之隘勇及村民，於14日深夜發難，攻擊隘線各分遣所及隘勇監督所，次日攻打北埔支廳（金廣福公館），死難的日本人總計57名（含1位台籍巡查補），負傷6人，官方事後究責處理，台人死難尤甚。此事件為自1902年（明治35年）台灣綏靖後第一起武裝反日事件，亦為史上首見原、客合作之武裝反日行動。事件發生後，北賽夏大隘社族人驚恐倉皇逃至南庄支廳尋求庇護。趙明政驚覺蔡清琳先前策動的說詞為騙局，因此與日警田桑巡查及日本軍警合力殺蔡清琳及其手下，日本人考量理蕃政策，為避免激發更大反抗，未對原住民進行殺戮，改以和解方式落幕。
事件所涉民族及部落
涉及本事件行動之原住民族社，僅北賽夏大隘社，泰雅族各社均未參與，唯事件爆發後，泰雅族十八兒社（Sipazi）頭目Iban Baai引導軍警抵達大隘部落，並設法居中調和。
事件背景
日本領台後，於1895年（明治28年）10月公布官有林野及樟腦製造業取締規則，次年6月復更新樟腦製造業取締規則，嚴格規定從事樟腦製造者必須要取得「認許證」始准製腦，1900年（明治33年）新竹五指山一帶的製腦業開始受到嚴格管制，任何申請案皆不允許。而自清代以來，山區小民私砍樟木或挖殘根製腦已習以為常，但日本時代被視為非法並加以取締，使得這些人幾乎喪失謀生之路。而日本資本勢力滲透山地，形成大資本壟斷獨佔的情況，使得原先中小資本的業者喪失了既有事業，加以官方為了國家利益加強控制腦丁和隘勇，引發台人不滿情緒。家族三代從事腦業的蔡清琳身受其害，因此萌生反日情結。
1906年（明治39年）第5任台灣總督佐久間左馬太上任，其重要的任務在處理原住民事務，意即「理蕃」，並制定為期3年的新「隘勇線前進」策略（1906-1909），將原有之隘勇守備線不斷向大山深處推進，此政策引起山區原住民的強烈反抗。1907年（明治40年）10月大肆「征蕃」，遭遇大嵙崁（今桃園市大溪區）泰雅族的反抗，日警死傷慘重，總督府下令征調新竹北埔支廳一帶的隘勇馳援，引發不願上前線的隘勇極度不滿。
蔡清琳見機成熟，以原住民受害心理策動大隘社頭目趙明政加入，並以屆時清兵會來援等說詞勸誘之，使與隘勇及部分山區村民共同舉事。
事件始末
1907年（明治40年）11月14日夜，由隘勇分兩路襲擊鵝公髻山隘線之鵝公髻、一百端、長坪分遣所，及加禮山隘線之加禮山、三腳、大坑、大窩分遣所，大隘社族眾則襲擊隘勇監督所、換蕃所之日人及民家。次日會合，復行至北埔支廳展開殺戮，擊斃北埔支廳長渡邊龜作、郵局人員、日警、日本人總計57人。15日下午樹杞林支廳接獲出逃的巡查補報案，立即去電新竹廳，廳長里見義正急電總督府請求派兵討平動亂，恰逢總督因公在東京，由警視總長大島久滿次轉報民政長官派守備隊連夜趕到現場鎮壓，參與事件者則紛紛逃入山區躲藏。17日大島總長親臨北埔，以清鄉之說迫使北埔支廳轄內各區區長動員全體庄民入山誘降，並展開大規模搜捕行動。12月在北埔開設臨時法院與監獄審理此案，但未交付審判被格殺及酷刑致死者計有80多人，受拷刑未死的9人最後審判仍處以死刑，官方公布審判結果：死刑者9人，行政處分者97人，不起訴者3人。但台人死難者眾多，確實人數難詳，已知確切身分者計有87人。
事件後續及影響
事後，日本人對大隘社頭目趙明政及參與事件族眾的處分，由於考慮「理蕃」政策所需，唯恐引起賽夏族及隘線外之泰雅族各部落的反抗，而產生不良後遺症，因此並未適用匪徒刑罰令經法院提審定罪，而改以通過「和解式」宣誓效忠日本，從此收繳槍械嚴加控管。而根據趙明政口述，日警以1名智能不足之原住民及9名牢中死囚頂罪替換，放他一條生路，並對參與事件之24名賽夏族人處以20圓至50圓的罰金結案了事。
此反日事件起事者為賽夏族原住民及客家族群，台灣總督府自此對山地原住民、客家族群的民族性和人文習俗進行調查了解，擬找出妥適對策有效因應。另外，也重新調整並加強理蕃政策，改採不借台灣人之手而直接管理原住民的策略，而自此事件之後，陸續發生了多次武裝反日行動，尤以霧社事件為最。
【圖1】賽夏族大隘社總頭目趙明政。（趙明政之孫趙正貴提供，1912年拍攝）
【圖2】北埔支廳遭難支廳員。（資料來源：《台灣日日新報》1907年11月21日）
【圖3】北埔事件遺蹟—五子之碑。由野艸庵一水（宮川保之）所建，正面五指鐫刻五孩童姓名，為紀念北埔事件中遇難的五位日本孩童。（楊毓雯拍攝，2023年）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