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論
七腳川事件起於1908年（明治41年）12月13日，止於1909年（明治42年）2月17日，前後歷時共3個月。事件原因為七腳川社隘勇伍長芝魯霧甸（Looh Putal）等19人，認為警察及頭目不公，故而相約逃入山中並夥同其他隘勇反抗，此事件在七腳川隘勇線修築完成後敉平。事後，七腳川社遭到遷社處分，原地則規劃成第一個官營移民村吉野村。
事件中之反抗方，包括七腳川社（Cikasuan，阿美族，今吉安鄉太昌、慶豐、福興等村）、巴督蘭番（Btulan，賽德克族Takedaya群，木瓜溪中上游，今秀林鄉文蘭村）及木瓜番（Vaguai，賽德克族Takedaya群，今秀林鄉文蘭、銅門等村）。所有與本案相關之族社，表列如下：
背景
日治之初以來，南勢阿美與日本人關係頗好，且曾助日攻打大魯閣人，故於威里事件後，日本人新設兩條隘勇線，並任用南勢諸社人擔任隘勇，藉以防範太魯閣人出界：以威里線防太魯閣人東出，以巴督蘭線防其南進。前線隘勇共120名，七腳川社人占35人；後線隘勇共80名，七腳社人占10名。
當時南勢阿美以七腳川社最為強大，且與太魯閣人素有衝突，日本人因而對七腳川社甚抱期望，於是在當地設立「七腳川公學校」，希望從平地部落開始，將原住民納入國家體制內，然而1908年12月卻發生七腳川事件。
在事發之前，七腳川社的隘勇認為薪資微薄，卻又被頭目扣留薪資，且不願因調至全線服役而離家過遠。就日本人的觀察而言，則認為服勤態度不佳，且不願與南勢各社平等待遇。這種認知上的差異，是不可忽略的背景因素。
事件始末
1908年（明治41年）12月13日，數名七腳川隘勇携眷逃入後山，隔日擴大到七腳川社的所有隘勇及社眾，進而聯合木瓜群及巴督蘭社，攻擊各分遣所、銅文蘭駐在所、加禮宛派出所等，使得威里線一半被佔領，巴督蘭線亦全線撤守。
15日，台東廳長森尾茂助率僚屬來到花蓮港。由於當時的花蓮港支廳（相當今花蓮縣境）只有70名警察，總督府乃派軍警支援，前後共遣步兵三中隊、砲兵二小隊、機槍一分隊，於花蓮港登陸；17日，宜蘭等地也派遣90名援軍登陸，配合台東廳警察編成討伐隊。
本事件中，不僅南勢諸社協助日本人攻入七腳川社，燒毀家屋奪取糧食，即連木瓜溪以南的阿美族各社，亦先後向日方表示好意或服勤，使得七腳川社處於相當孤立的局面。
由於新城事件以來的教訓（山地地形不便討伐，且不宜長期逗留），為避免重蹈覆轍，故有七腳川隘勇線之籌設，北起威里線南端，經娑婆礑（今秀林鄉水源村）、七腳川山麓，越木瓜溪，經銅文蘭（今秀林鄉文蘭村），沿荖溪而達鯉魚尾（今壽豐鄉池南村），全線約30公里。此為花蓮境內第三條隘勇線，也是第一條的通電鐵絲網。
伴隨七腳川線於1909年（明治42年）2月17日完工，日方宣告停止討伐行動，僅實施警戒守備工作。
事件後續影響
在本事件的多次衝突下，餓死及戰死之社眾共229人，而在山區持續抗日的社人，則因陷於苦境，而於2月19日至隘勇線，表示願意投降。經府議認可後，同年3月，舉行兩次歸順式，且與南勢諸社和解。
至於本事件的影響，主要有四：一是收繳槍械。日方認為，若不收繳火槍而任其使用，則不能維持治安及實施教育，故自本事件之後，確立以收繳槍械作為原住民行政的重要手段。
二是遷社。原本在1901年（明治34年）時，即曾基於「授產」，而對宜蘭廳南澳群鼓勵遷村，不及一年而計劃化為泡影。真正較具成效之遷社者，實以七腳川事件之落幕為起點。至於被遷村者，除了移120戶於台東廳大埔尾原野（今鹿野鄉瑞源村）另建新七腳川社之外，其餘171戶散入南勢諸社及賀田庄（今壽豐鄉志學村）、月眉庄（今壽豐鄉月眉村）、十六股庄（豐川、新社，今花蓮市國強里國強社區）等地。另外，尚有部份人群仍處山中不出，則於1914年的太魯閣戰役之後出降，並在同年12月7日將144戶移住於溪口監督所前之平林地（今壽豐鄉溪口村、池南村一帶）。
三是籌建官營移民村。東台灣原有賀田組的私營移民，但不過三年即以失敗收場，故改以官營移民政策，擬於東部建立純日本人的農業聚落，而自1910（明治43年）起陸續施行。
四是成立花蓮港廳。日治初期以來，一再發生的變故（新城事件、威里事件、七腳川事件），使官方體悟到：管轄區域廣大時，南北之間容易發生不測事故。故於1909年調整地方行政區劃，將二十廳制整併為十二廳制，乃從台東廳析置花蓮港廳，管轄地相當於今花蓮縣。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