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論
今日所謂的太魯閣事件，有廣義與狹義之分。廣義的太魯閣事件，指的是自1896年（明治29年）11月至1914年（大正3年）8月的一連串衝突，前後歷時18年之久。狹義的太魯閣事件，則指1914年6月至8月的那場戰役，該戰役為「隘勇線前進」與五年計劃的終戰。
日治初期的原住民行政包括撫墾署及警務局等兩個系統，前者偏重撫育，而後者偏重管理。日後在警務局的主導下，各地警政單位逐步設立，最後更成為部落政務的執行者。簡單地講，日治時期的原住民行政，始於撫墾署之設置，歸結於各州廳的警務課，且實踐於警察行政之下。
日治時期的所謂蕃政，前期以隘勇線包圍為主，藉由軍事力量威服山區各部族；後期則以理蕃道路之修築為主，藉由教育、授產及青年會等新式社會組織，穿越各部落的傳統核心。綜觀日治時期的理蕃政策，一言以蔽之曰：從圍堵到穿越。其間之轉折，正以太魯閣戰役之落幕為起點。
在此次戰役中，日本動用軍警合計6,235人，連同附屬工役等，總計11,075人，而太魯閣族方面，則有內外太魯閣等共97社，1,600餘戶，9,000多人，其中壯丁約3,000人。
太魯閣之役最重要的意義，在於奠定國家力量全面性地進入部落之基礎，至於事後帶來的各種影響，更是不可估量的。
事件背景
自1896年日軍進入花蓮且在當年發生新城事件以來，已使日本一度調整其理蕃措施，且原則上以綏撫為主。到了乃木總督時期（1896年10月14-1898年2月26），總督府在施政上已開始偏重管理，但仍尊重地方官的主張而沿續撫育的措施；下迨1904年（明治37年），由於台東廳長相良長綱去逝、森尾茂助繼任，改以積極開發蕃地為基本方針。
1902年（明治35年）之後，日本已鎮壓了平地的武裝抗日，於是，如何使山區也得以平定，第五任總督佐久間左馬大（1906年4月11日-1915年5月1日）可謂負此任務而來，故將理蕃事業視為治理台灣的急迫任務，因此在1909年（明治42年）的官制改革中，將理蕃事業從警察總署分離，在中央分設蕃務本署，在地方設蕃務課。在此之前的廢撫墾署，已可視為對理蕃政策的調整，而此時的組織調整，則可視為即將執行五年理蕃政策的先聲。
自佐久間總督接任以來，陸續施行以隘勇線推進為主的政策，先後在北半島山區威壓各族群，進而制定五年計劃，且得到帝國議會在經費上的支持，編成經費預算1,624萬元，欲於1910年（明治43年）到1914年（大正3年）的五年間征討北部山區各部族，最終歸結於討伐東部山區最強大的太魯閣族。
事件始末
在日人的印象中，太魯閣人與日本的關係，宛如一個獨立且對立的敵國，且被佐久間總督視為五年計劃中之最難問題。為此，總督府於1910年（明治43年）起，多次進行山地探勘，再於1913年（大正2年）9月至11月，進行第四次探勘，次年再展開第五次的探勘。綜合這幾次的結果，刊行《太魯閣事情》，分發各地工作人員，以取得必要的地理學上的知識。
在這些前置作業完成之後，最後是修築得其黎隘勇線，以此作為對外太魯閣群之攻擊發起線。1914年1月，佐久間總督命令花蓮港廳長飯田章率隊修建，自2月17日起至3月7日止，完成架設複式鐵絲網；6月1日起，正式對太魯閣族發起攻擊。
過程中，日方分為東西兩路軍，東路以警察隊為主，由民政長官內田嘉吉擔任總指揮，分為得其黎（Tkijig，今秀林新崇德村）方面隊及巴督蘭（Badoulan，巴托蘭，今秀林鄉銅門村龍澗一帶）方面隊，前者主攻立霧溪流域各社，後者主攻木瓜溪流溪各社。得其黎方面隊，因太魯閣人頑強抵抗而未見戰果，同年7月7日，因颱風來襲，交通受阻，病疫發生，災情至為嚴重，結果乃以勸誘方式，於7月17日獲得成功。至於巴督蘭方面隊，亦因太魯閣人抗阻而陷入苦戰，最後於同年6月6日力克巴督蘭社，臨近諸社始陸續投降。7月19日起，展開第二波行動，進一步深入內太魯閣地區，並要求投降諸社繳交槍械，至8月19日止，解散東路警察隊。
至於西路部份則以陸軍為主，從埔里進入山區，由佐久間總督擔任司令官，亦於6月1日起出動攻擊。其後，雙方在「西拉歐卡夫尼」（セラオカフニ，今秀林鄉富世村，臨近卡拉寶Karapao，現仍留有西拉歐卡駐在所遺跡）社附近多次作戰，同年6月26日，佐久間總督於此巡視進路時，從一處斷岸墜落重傷（治療一年有餘，終因此而亡），6月29日，佐久間發出討伐令，與東路的兩方面軍合擊，內太魯閣諸社相繼投降。同年8月9日，以軍隊討伐已告一段落，下令準備撤退。
戰後，由花蓮港廳規劃善後，組成搜索隊，含警員1181人，隘勇432人，於討伐隊撤退後，開鑿巴督蘭及得其黎與宜蘭山區間的公路，繼續收繳槍械並招撫逃逸社眾，於9月5日解散搜查隊。
在為期兩個多月的討伐行動中，日軍動員上萬名的軍警人伕，而太魯閣群只有3,000壯丁參戰，在機槍、大砲的攻擊下，為了族群的延續，太魯閣群只好投降，成為日人理蕃區域之一。
事件結果與後續影響
本役之後，佐久間總督於1915年1月重提綏撫政策，指出：鎮壓時期已經過去，此後為進入綏撫時代，主要是致力於撫育、教化、授產、醫療、交易等工作，在這些工作之下，給原住民部落帶來極大的影響：
1. 教育方面
透過教育以輔助統治之策，在相良廳長死後，一度被武力討伐與隘勇線所取代，直到五年計劃完成之後，對於歸順的部落講求各種撫育方法，在蕃人公學校和蕃童教育所上，均有明顯的增加。日治時期的各項措施，如今仍深深烙印在原住民老一輩的身上，特別是在語言方面。
2. 交通建設
在太魯閣事件之後，由於北部山區各族先後屈服於日本的武力之下，各條經過山區的道路，始得以逐段舖設。當時的「理蕃道路」之中，最有代表性的是能高越：該公路興工於1917年（大正6年）9月，自南投的霧社起，至花蓮的木瓜溪止，於1918年（大正七年）3月竣工。途中經過能高山鞍部，越過奇萊主山南峰，從花蓮的木瓜溪上游而下，直到溪口初音（戰後改名初英，今吉安鄉干城村）。
隨著山區的日益平穩，原先作為理蕃道路的某些路段，也轉型成具有聯繫區域交通的功能，如臨海道，此即日後蘇花公路的前身。大致而言，今日所見之各條穿越山區的公路，幾乎都與此時的「理蕃道路」有關。
3.經濟輔導
對原住民之授產，本是第一任總督以來的既定政策，譬如水田之耕作等，已於入台第一年陸續嘗試，但一直未能普遍實施，直到佐久間總督五年計劃完成後，各項授產與交換所（設於駐在所左近），始得以擴大實施。至於大規模的山地水田化運動，則要等到1930年代之後。
4.公醫配制
原住民自古以來多依其宗教習慣以應付疾病，在五年計劃之前，日人僅於警察機關配備醫藥，發給病人；自本役之後的1916年起，逐步配置公醫或設立療養所，以期醫療之澈底。雖然此前已在某些部落配置公醫，若論其成為一種制度性的普遍措施，則是在此之後才存在。藉由公醫制度來提高綏撫之功效，一直延續至今——幾乎每個山地鄉的各村，均有一衛生室。
5.擴大實施遷村
先前在七腳川事件後，曾一度強制遷村，但它只是個案而非常態；至於大規模的遷村行動，則於五年計劃完成後才決定此方針。不過當初並非很順利，因為當時大部份的移住地，多為鄰近原部落的山腳地帶，新開墾時，由於瘧疾猖獗，故怨官府此項移住措施，而有逃回原社者。這一時期仍屬勸導式的，真正的強制遷村、並形成今日各部落之分布者，則是霧社事件之後的事了。
6.統制性質的轉換
本役之前，所有的理蕃政務均由特設的單位來負責，不論是早期的撫墾署或晚期的蕃務本署，此後則收歸於民政系統的警政之內。1915年7月，以敕令第一二九號修正總督府組織規程，廢止蕃務本署，並縮小相關的理蕃組織。
至於在各廳的組織方面，亦因本役結束後，隘勇線圍堵已盡全功，武力討伐不再是必要手段，於是將各廳的理蕃機關廢止，而移歸警務單位掌管。1916年7月，以訓令第一六０號，廢止「廳分課規程」中之「蕃務課」，原該課所掌管事項，移歸警務課掌管。
至於遍佈各地的隘勇線，則因總督府認為，隘勇線具有阻斷平地與山地之「不正當接觸」的作用，平地人民和山地人民之間的互動，也因本役之落幕而加深了彼此的隔閡。此一阻斷作用一直延續到戰後的山區管制政策——其所管制的不是山區人民之外出，而是管制平地人民之進入。它同時也成為戰後山地鄉與平地鄉的基本的分界線。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