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岡格，《台湾原住民社会の地方化―マイノリティの20世紀》（台灣原住民社會的地方化──少數群體的二十世紀），東京：研文出版，2012年。本書由國立台灣大學出版中心出版中譯本《「蕃地」統治與「山地」行政：臺灣原住民族社會的地方化》（2018）。
研究背景
本書屬於歷史民族誌，根據戰前與戰後的原住民族統治、行政體系之間的連貫性與非連貫性；並以原住民族社會的「地方化」為驗證的主軸，闡述此一情況導致原住民族社會陷入多重危機，最終引發1980年代原住民族運動。「地方化」是一種新型的分析概念，作者引用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的「單純化」概念後提出，也算是單純化的一種型態，用以指稱將原住民社會一元整合的過程，以及將之納入行政體系下層的整合過程。換言之，「地方化」係指原住民社會「被納入地方的過程」。
除了多元的史料調查，屏東縣三地門鄉及霧台鄉的田野調查是本書的立論根據，其研究基礎也建立於2010年向東京大學研究所綜合文化研究科提交的博士論文，以及於其前後發表的各篇論文。
全書章節概述
除了序章與終章，本書分為2部。第一部談論原住民族社會因大日本帝國在戰前施行的「理蕃」統治而形成的地方化現象，第二部則聚焦於國民黨政權在戰後施行的「山地」行政而形成的地方化現象，兩者皆由3章構成。以下為各章概要。
理蕃政策的地方化
第一部第一章以魯凱族、排灣族為例，說明地方化開始前，原住民族社會的傳統社會構造為何，也以「五年理蕃計畫」最終年度（1914年）發生的魯凱族霧台事件為主軸，說明「部落」自律性之喪失（亦即原住民族社會地方化的先決條件）與「蕃地」的實質支配之確立過程。第二章聚焦於實質支配「蕃地」後的歷史，除了分析以駐在所為主軸推行的「理蕃」統治體制，也分析了當時的原住民族政策，藉此說明以上措舉既是地方化的一個過程，也是為了形塑國民而推行，而且其論述根據來自歷史資料，或者採訪曾擔任警察的原住民。一元化語言教育與部落移居、「頭目章」之授予、社會教育等措施，分割了原住民族社會的傳統秩序，使其視覺化，是邁向地方化的過渡措施。本章也提到，原本「蕃地」屬於特別行政區，而殖民政府為了將之納入一元化統治暨行政體系，原本嘗試將蕃地全面納入普通行政區域，但由於1930年（昭和5年）的霧社事件而暫緩，不過原住民族社會的地方化至此仍有確切的進展。
由第三章可知，原住民居住地區的稻作普及與部落移居、合併關係密切，而且在農業結構單純化及文化單純化方面也發揮了功效。原住民社會輕稻米而貴小米，後者地位較神聖。「理蕃」當局則強制稻作普及，不僅推動了經濟政策，也打壓、破壞了原住民的飲食文化及關於小米的儀式與祭典，使得文化變得更單純。「理蕃」統治期間為了實現地方化而推動了相關經濟施政策、一元化語言教育、生活習慣與風俗習慣一元化，這些作為雖有一定程度的成果，但因霧社事件爆發，地方化並未百分之百完成。
山地行政的地方化
第二部第四章探討了「理蕃」統治與「山地」行政在經濟政策施行及文化政策施行之間的連貫性。至於戰後的「山地」自治，由於地方自治機構的性質較特殊，不僅限制鄉長僅可由原住民擔任，突顯出民族自治的要素，也為此設有民主選舉，因此文中指出「山地」自治與「理蕃」統治之間看不出承繼性或共通性。
第五章指出「宣導運動」及「山地青年服務隊」旨在培養國民意識，並以此二者為例，闡明在前一章探討的「山地」自治制度中的保護性、優待性措施只是一種過渡措施，由於一元化統治與行政體系在確立的過程中勢必要先凝聚國民，上述措施只不過是用於建立此一基礎。
第六章闡明了山地鄉的組織營運、角色定位。山地鄉是「山地」行政的基本單位，被定位為地方行政體系中的下層組織。山地鄉雖是自治機構，負責執行邁向地方化的各項政策，但其組織自律性卻非常低落。從第三節起，先以原住民省議員之發言、提案等為依據，闡明各種地方化政策與原住民精英的意識之間有何關係，然後導出結論，認為原住民社會雖然曾因地方化而陷入多重危機，但也因為相關人士為克服危機而發展原住民族運動，最終使得地方化以失敗告終。
本書的重要性
在原住民族政策研究的領域中，通常將1930年視為「理蕃」政策的重大轉捩點，而本書具獨創性的論點之一，就是對此觀念提出疑問。在作者提出的新見解中，更重視的是始於1910年代後半的連貫性。此外，作者也基於綿密的史料與資料調查、實地訪調，驗證戰前與戰後的原住民族統治及行政的連貫性，藉此闡明原住民是如何被定位為台灣社會的底層。而現代原住民在政治、社會的底層位置，又進而導致了原住民運動的開始。本書對於釐清這樣的歷史、政治脈絡，具有相當重要的意義。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