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伊能嘉矩的分類，柴裡社屬於洪雅族群（Hoanya）的羅亞族（Lloa）。柴裡社在荷蘭時代進入歷史時期，在1644年9月17日的《熱蘭遮城日誌》中，出現了Talack的名稱，江樹生在譯註中，認為Talack即斗六社。但在1647年2月25日召開的地方議會（Landtsdach），荷蘭人又稱Talack為Dovaha的別稱，即「打貓社」，但不論是何種稱呼，日誌中皆清楚描述Talack社與周邊的虎尾壟社、他里霧社有密切互動。清代文獻與契字多以柴裡社稱呼，另有柴里斗六社、斗六社等名。至於斗六一詞的由來，則有一說認為應與社番狩獵捕獲鹿隻時，歡喜之餘所發出的呼聲有關。
有關柴裡社的由來，伊能嘉矩曾在斗六採得口碑，據說該社自稱為Lloa，開基祖是一對兄弟，哥哥名叫做Taokala（大加臘），弟弟名叫Kaitiri，在明鄭時已歸附，在清朝康熙中葉年代，頭人Raovaite（老眉箸）再歸附清廷，在未歸附以前稱為斗六門社，歸附以後則改稱為柴裡社。在《康熙臺灣輿圖》中，已有標示出柴裡社的位置（東至他里務社拾伍里、西至西螺社拾里、北至斗六門山肆里）。
據中村孝志的研究，柴裡社在荷蘭時期的人口數，1647年108戶316人、1648年88戶280人、1650年72戶249人、1654年66戶175人、1655年40戶142人，人口呈現出逐年遞減的情形。到了清代，從該社負擔的社餉額度，也可以推估其人口數。如1717年（康熙56年）完稿的《諸羅縣志》載：「斗六柴裏社，額徵銀三百五十二兩八錢。」不過，《諸羅縣志》卻也特別提及，原本的斗六門社番因內部紛亂，加上感染傳染病，社番悉數染疫而亡，「今斗六門之番，皆他社來居者」，可知此時的斗六門社，似乎已遭到不同族社的取代。到了1774年（乾隆39年）刊行的《續修臺灣府志》則載，柴裡社的番丁有108丁。了1903年（明治36年），臺灣總督府的調查資料顯示，斗六廳的柴裡社僅剩13戶65人。
到了清末，可從1874年（光緒20年）纂成的《雲林縣採訪冊》來得知該社的狀況：「柴裡社附城，共六十二戶，屯外委一員、屯丁三十八名，餘丁口五百零一。」又，「柴里社番潘姓，在縣城東門內，風俗與土著、客莊大略相似…至於分住城外及尖山坑內者，男女多販柴為活。言語一如漳人，詢其番語奚若，率無以應；即間有頭目老番，亦僅知一二如下所採番話云。」可知，當時斗六地區仍有柴裡社後代，只是大多已經漢化。
柴裡社在歷史上曾出現數次向外遷徙的情形。1724年（雍正2年），《臺海使槎錄》〈番俗六考〉載，原本居住於距離柴裡十餘里的大山之麓，後來數次遭到野番（高山族）侵殺後，才移入舊社（即頂柴裡、下柴裡，今雲林縣斗六鎮三光里一帶），同時植竹防衛，每年由土官派撥老番數人，更番輪守。康熙末年，柴裡社因受朱一貴事件影響，居住在高林仔頭庄、大崙庄、溝仔埧庄、大北勢庄、海豐崙庄、水碓庄等境內社番，遭到官方討伐並圈地，社域大量減少而遷徙至今斗六街（即今斗六鎮忠孝里、仁愛里、四維里一帶）。藉由〈斗六堡舊慣調查書〉及湖山寺〈募建湖山巖碑記〉內容可知，柴裡社業戶大茄臘等與漢墾戶林克明，因感念觀音佛祖於朱一貴事件時的庇祐，乃於1725（雍正3年）於湖山岩合建湖山寺。到了1808年（嘉慶13年），柴裡社屯首進一步捐出半數的公大租（6石6斗6升），以作為該寺佛祖油香。可知，該社已與當時的漢人社會形成緊密的連結，有部分社番也已遷至湖山寮及尖山坑（今雲林縣古坑鄉湖本村、荷苞村）一帶。1788（乾隆53年），福康安平定林爽文事件後實施番屯制，柴裡社因此獲得配置今新社南部的水底寮（今台中市新社區）養贍埔地。然而，屯地畢竟距離遙遠，往耕不便，加上鄰近泰雅族生活領域，使得柴裡社並未出現明顯遷居的情形。不過，到了1828年（道光8年），從北投等社共同簽立的〈合約字〉內容以及1903年（明治36年）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的調查報告可知，則有部份柴里社番遷入了埔里盆地的林仔城庄、白寮坑庄等地。另一方面，該社在斗六堡林仔頭庄、菜公庄、九芎林庄、斗六街、咬狗庄、棋盤庄、新庄等地的租業，則是直到臺灣總督府於1905年（明治38年）實施大租權收買政策前，仍擁有番大租的徵收權利，額度為38石7斗，主要充為四大節及其他祭典之費用，若有剩餘，則分配給眾人。
【圖1】柴裡社居住地。
【圖2】柴裡社租業分布。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