苑裡社在日治初期被人類學家劃分為道卡斯族（Taokas）的一支，在清代文獻中有時被記載為宛里社，最早可見於1684年（康熙23年），台灣府首任知府蔣毓英編纂的《臺灣府志》：「又西南至於崩山之房裡、茅于、宛里、吞韶四小社，西入於海。」引文中的「宛里」即是指苑裡社。到了1722年（康熙61年）黃叔璥的《臺海使槎錄》中，宛里社被歸為崩山（蓬山）八社的一支，其性質為一徵餉單位。直到1756年（乾隆20年），藉由苑裡社番土目于生等同立的〈賣盡田契〉中，所用印的「蓬山房盂苑吞等社通事」圖記可知，苑裡社在清朝中葉應與房裡社、猫盂社、通霄社同屬一個社群。
有關苑裡社社址的座落，相關研究多認為是在苑裡（即今苗栗縣苑裡鎮西平里、西勢里、苑南里、苑北里一帶），而潘英海、陳水木則指出，苑裡社應有新、舊兩處社址，分別位於今苑裡鎮苑坑里、苑裡鎮苑東里20鄰一帶。進一步歸納清代方志所載，從1774年（乾隆39年）刊行的《續修臺灣府志》到1871年（同治10年）間刊行的《淡水廳志》中，有關苑裡社的社址坐落均被記載為「距城八十二里」，推測該社在這段時間中並未遷徙；不過，在1897年（明治30年）發行的《新竹縣志初稿》中，卻已改為「距城西南七十八里」，或可判斷該社在此期間，出現短距離的遷徙。此外，根據番差瓦厘學生、阿不見、麻踏頭阿朥萬於1784年（乾隆49年）仝立《賣地租字》可知，苑裡社在當時有部分社番居住於猫盂庄；進一步對照潘步雲、潘阿才於1886年（光緒12年）立〈給山墳契字〉中「宛裡社番潘步雲、阿才等有承祖父遺下山崗壹所，坐落土名舊番社窩仔拨仔林」，可知苑裡社社址曾出現變遷，故有新舊番社之別。最後，再比對日本時期初期（1901年）《土地申告書》檔案，可確知苑裡社有一筆位於苑裡坑庄社的共業地，乃該社社番承自高祖父所遺下之地基，應是苑裡社原社址所在。因此，苑裡社的社址至少有兩處，一處位於苑裡坑庄番社，即今苗栗縣苑裡鎮苑東里青山巷北側一帶，乃1871年（同治10年）以前原社址；另一處則位於苑裡街，即今苗栗縣苑裡鎮西勢里、苑南里一帶，乃1871年（同治10年）以後新社址。
1731年（雍正9年）12月，大甲西社事件爆發，苑裡社也參加了反官陣營，在事件過程中，曾經連同沙轆、水裡、南大肚、牛罵、猫盂等社前往中港社地方搶掠民船，並燒毀南日南營盤，後於1732年（雍正10年）9月底，由土官帶領番眾前往軍營投降。
1790年（乾隆55年），清廷於平定林爽文事件後，正式在台灣實施番屯制。其中，苑裡社被劃為竹塹大屯所轄，配置位於武陵埔（今桃園市龍潭區）一帶的埔地，共有屯丁12名。
根據日本時期（1905-1945年）的戶口資料，苑裡社的熟番以潘姓、陳姓、鍾姓為主，另據「大租補償金臺帳」等檔案，苑裡社的公共租穀主要登記在頭目潘德和與潘德尚名下，分布於苑裡庄、猫盂庄、瓦磘庄、苑裡坑庄、五里牌庄、南和庄，每年租額共計538.966石。苑裡社在經過日本政府的大租權收買政策後，不僅改變了各社熟番數百年來以收租為主的經濟生活，同時也連帶摧毀了番社內部的社務運作與社會組織，最後則在日本政府將番與漢民一視同仁的無差別政策下，正式編入街庄二級制的行政空間與管轄系統。
【圖1】苑裡社社址。（李宗信提供）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