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杞篤Cuqicuq Garuljigulj
概述
卓杞篤，族名Cuqicuq Garuljigulj，其他外文譯名有Tokitok、Taukitok等，生卒年不詳，推測約最早生於1810年代（嘉慶年間），卒於1874年牡丹社事件之前，年約50-60多歲。瑯嶠十八社之大股豬朥束社（今屏東縣滿州鄉里德村）人，以斯卡羅四大社（豬朥束、射麻裡、龍鑾、猫仔）之大股頭人、恆春半島部落聯盟瑯嶠十八社之領袖的身分，在1867年羅發號事件（又譯羅妹號，Rover Incident），與美國代表簽訂〈南岬之盟〉、平息戰火、救濟漂流民而聞名於世。
經歷
卓杞篤最早見於1837年（道光17年）的史料，當時他以「頭股頭人篤己篤」（即大股頭人）的身分，出現在鳳山縣令曹瑾的幕僚林樹梅，受命前往瑯嶠協調械鬥的紀錄中。雖然當時卓杞篤並未代表瑯嶠十八社向林樹梅協調糾紛，但此紀錄已顯示大股頭人管轄的範圍，包含豬勒索（豬朥束，Terasoaq）、牡丹（Sinbaujan）、佳諸來（加芝來，Coaqatsilai）、蚊卒（蚊蟀，Vangtsur）、龜仔律（龜仔甪，Kularuts）、高士佛（Sukuskus）等社。
1867年，美國商船羅發號（Rover，又譯羅妹號）在屏東墾丁外海觸礁沉沒，倖存的船員因誤入龜仔律社領域而遇害，引起國際糾紛，美國駐廈門領事李仙得（Charles W. Le Gendre）介入，以外交與軍事手段施壓向清國施壓，並在6月派遣美軍登陸龜仔律社，但行動失敗。在內外的壓力下，卓杞篤於1867年10月與李仙得簽訂〈南岬之盟〉，承諾救濟漂流民而平息戰火，但同時也打破了十八社既有的社會經濟慣例，部分部落因此產生不滿。1869年與1872年，卓杞篤與李仙得雙方兩度確認協議效力，並在1869年見面時將協議明文化。雖然〈南岬之盟〉在李仙得眼中為不具國際法的效力的共同備忘錄，而簽訂後亦不斷面臨內部的挑戰，但卓杞篤以在地住民領袖的身分，出色地協調多方（美國、清廷、十八社）紛爭，是台灣史乃至世界史中難能可貴的紀錄。
南岬之盟的重要影響
19世紀下半（1860年代）台灣開港通商後，清國對台灣的番界政策存在許多曖昧與不明確之處，例如番界性質的界定，以及生番、熟番是否具備公民身分等問題。這些模糊的行政與身分界線，與近代主權國家統治領域與國界整齊劃一、公民身分權利義務明確的模式相異，且不被後者接受。
種種的爭議，在1867年的羅發號事件，美國商船羅發號在今日墾丁外海七星岩一帶觸礁沉沒，漂流上岸的杭特船長夫婦，與倖存的船員在龜仔律社領域遇害而點燃導火線。當時的美國駐廈門領事李仙得為首，試圖以外交、軍事力量逼迫清廷處理處理番界外的領土爭議，保障航路的安全。因此，1867年的羅發號事件，除了涉及界外領土性質的論辯外，主要爭議在於難漂流民的處理與責任歸屬問題。
羅發號事件引發的國際紛爭，大致上可分為1867年10月瑯嶠十八社頭人卓杞篤，與美國駐廈門領事李仙得協議〈南岬之盟〉前的衝突與權衡，與1869、1872年的兩次在社內追認其效用。對於十八社而言，美軍在6月於龜仔律社領域襲擊登陸未果，加上柴城（車城）附近亦有500名清軍在外威脅，是隨時有爆發全面戰爭的危險。卓杞篤在外有強權進逼、內有不同部落不滿的多重壓力之下，藉由幾次的談判，展現自身的軍事實力，以不卑不亢的姿態選擇和李仙得達成協議，簽定〈南岬之盟〉，共同約定會保護船難漂流民上的生命財產安全，達成一種內外壓力下的平衡。
〈南岬之盟〉是卓杞篤自己和李仙得作為雙方協議的保證，可說是一種建立在個人層次的外交關係。卓杞篤在談判中，盡可能限制漂流民可以移動的範圍，將其限制在今日墾丁南部海岸線一帶。但〈南岬之盟〉打破了外人不可任意進出瑯嶠十八社領域的慣例，而其干涉十八社既有的處理漂流物資的方式，強迫各個部落必須依循條約內容照應漂流民，並不受到十八社領域所有部落的認可；卓杞篤堅持各部落救助漂流民，卻無法給予相關的頭目和社民相應的報償，亦減損了他的權威。因此，他在1869年2月28日與李仙得第二次見面時，共同以白紙黑字的方式，將〈南岬之盟〉明文化，並公開宣讀；1872年3月與李仙得的最後一次會面時，希望李仙得定期拜訪，以維持其效力。
〈南岬之盟〉仍留下兩道未解決的問題。首先，清國並未正式回應、或是改變番界定位的問題，換句話說，〈南岬之盟〉的效力其實不被當時的國際政權所承認。其次，在瑯嶠十八社方面，卓杞篤雖然代表十八社與李仙得承諾，但效力是否遍及十八社內部，則仍是未知數。1871年的琉球漂流民遇難事件，是對於卓杞篤無法規範北部牡丹群社、高士佛社的一則案例。到了1872年3月李仙得與卓杞篤的第三次會面，大股豬朥束社與二股射麻裡社，尚有許多對其他十八社部落的戰爭，二股頭人伊厝（Yeesuk）也有挑戰卓杞篤的權威之勢。十八社架構在卓杞篤的努力之下，避免與危險的外來勢力發生衝突，但他試圖改變既有漂流民處理慣例的作法，勢必面臨內部其他番社的挑戰，十八社內部的紛爭，一直持續到了1874年牡丹社事件，日本出兵入侵前夕仍未化解。
〈南岬之盟〉對於瑯嶠地區的歷史意義，在於面對外來強權試圖以武力改變既存的社會經濟慣例。在面臨在地的自主性被剝奪的狀況下，如何最大程度地保有自主性，並在新的條件下與強權達成一種平衡。從後見之明來看，〈南岬之盟〉留下了一個新的對外溝通的管道。李仙得等人在瑯嶠地區活動時，以射寮的土生仔嚮導為中心，與各個聚落的頭人建立起人際網絡，射寮遂成為瑯嶠地區對外最重要的窗口，也改變了當地聚落之間的權力均衡。1874年牡丹社事件發生時，日軍如何依循李仙得所建構、理解的人際網絡，決定入侵的方向；而十八社各社的代表，如何運用這個新的管道，與入侵的日軍交涉，這個部分是觀察、重新理解1874年牡丹社事件一個重要的切入點。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