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志信，卑南族名Sising，生於1886年（光緒12年）4月18日，卒於1958年（民國47年）8月13日，享年73歲。卑南族人。
日本人依著他的卑南族名發音，配上了漢字「志信」。「台灣總督府醫學校專門學校一覽」所列之畢業名錄中，只列了「志信」之名，並沒有冠上姓氏，後來才冠上「南」姓。從此之後，他就有了符合日本人和中國人「有名有姓」的名字「南志信」。
他是台灣原住民第一位西醫，日本時代原住民社會當中官職做得最高的人，戰後擔任過制憲國大代表，以及第一任的台灣省政府委員。
成長與就學
南志信出生於清國卑南廳南鄉中的卑南社（今台東市卑南里）Katadrepan（卡達熱班）家族（母族），父親是從Luangadran（阮阿丹）家族婚入，一共有六位兄弟姐妹，他是長男，但排行第三。他出生的年代距傳說中的「卑南王」末期不遠。在他出生前幾年，清國政府正努力展開「開山撫番」的工作，以免「外國勢力」的侵入，清軍陸續進駐「後山」。在2歲時（1888年，光緒14年），台東由清朝政府定義的「卑南廳」改成「臺東直隸州」，由胡鐵花（胡適的父親）領軍翻山而來「貫徹」清朝政府的統治權。3歲時（1889年，光緒15年），台東平原發生了卑南族利嘉社（Likavung）的反殖民抗暴事件。
10歲（1896年，明治29年），日本軍由恆春方面渡海到台東市海邊登陸，他成了日本國民，並有機會接受現代式的學校教育，目前僅確切知道他是在1909年（23歲，明治42年）時畢業於「臺灣總督府醫學專門學校」，成為全台灣原住民有史以來第一位受西式訓練的正牌醫生。
據說他是台東公學校的第一屆畢業生（1905年，明治38年），此時已經是19歲的青年了，以此回溯，他很可能是遲至13歲時，才入學受現代教育的啟蒙。根據「臺灣總督府醫學校專門學校一覽」資料顯示，南志信是第八屆（1909年）的畢業生，以五年學程時間計，他很可能是在1905年（19歲）公學校畢業後，即遠赴台北唸醫校，他畢業回鄉服務時已經23歲。
行醫37年
南志信先生應該在醫校畢業那年就與同社的漢人女子吳蓮花結婚。婚後為了工作方便，偕同妻子搬到台東醫院附近居住。婚後夫妻感情恩愛和睦，育有5子7女。
1909-1946年（明治42年至民國35年）的37年間，南志信專心行醫，前20年任公醫（職等是判任之醫官補），服務於台灣總督府立台東醫院（今衛生福利部台東醫院）。藤崎濟之助在《臺灣之蕃族》（1930）一書中，形容他「精勵恪勤」。1929年（昭和4年）5月升任醫官（高等官七等），應該是日本時代官階最高的原住民。不過，他卻在此時受同事的影響，辭了公醫之職，自行開業，醫院就開在台東醫院之北，名為「南醫院」。雖然自公職退休，但在台東醫院院長的懇請下，仍繼續擔任兼職性的醫院囑託。
當時醫生不分科別，不過，據說他對瘧疾和恙蟲病，特別有心得，但是真正受台東地方父老（不分族別）崇敬的是他醫德。他免費為窮困的人家診治、提供藥品。傳說他平時為人平和親切，但是診療時卻十分嚴肅。他常會先問看起來沒有食欲的病人吃了沒，如果病人說吃不下，會遭到他厲聲叱責，然後請他的妻子準備飯菜給病人吃，才為病人診治。
成為醫治社會的政治家
60歲（1946年，民國35年）那年二戰結束，他由治病的醫生，轉為治社會的政治家。他長期累積的聲望，使他獲台灣省臨時參議會的推選，成為中華民國制憲國民大會的台灣代表，開啟了他的政治生涯。1947年（民國36年）二二八事變，同年3月2日下午2時前後，他曾到台灣廣播電台向全省原住民發表安定講話，並發揮了作用。4月30日，國民政府發布他擔任台灣省首任省府委員，在危疑的年代中負責往原住民部落進行安撫亂後民心的任務。
1947-1958年（民國36-47年）的11年間，南志信先任台灣省政府委員，後改任兼職的省府顧問，為台灣原住民爭取最大的權益空間。其從政生涯有4大代表事件：一，建議政府將「高山族」改為「台灣族」；二，爭取建設卑南溪大堤防洪的工程建設，解除了每年洪水期的卑南溪水患，據說他曾晉見蔣中正總統，當面力呈建堤之重要性；三，籌設人民團體「台灣省山地建設協會」，並出任首屆理事長，向省政府爭取撥用位在今台北市羅斯福路一段之省府委員辦公處做為「山地會館」之用，為北上的原住民同胞提供落腳之所；四，向省政府建議積極的衛生政策，據傳他與同任省府委員的醫校學弟杜聰明，共同努力促成高雄醫學院開辦兩期「台灣省山地醫師醫學專修科班」，培養了與他早年志向相同的醫界後進，為更多原住民病患服務。
南志信於1958年（民國47年）8月13日晚上10時20分病逝於省立台北醫院，享年73歲，8月15日在台北火葬後，即專車移靈返回台東自宅舉行告別式，據說骨灰安葬於寶桑第一公墓。南志信在世73年，由部落半自主時代，經清末、日本時代、民國，跨歷三個時代與政權，生在台灣各方面變動最烈的年代，但他走在時代的前端，一一經歷族人所未歷的經驗。見過他，聽過他的事蹟的人，都說他聲如洪鐘，精神飽滿，對人親切，但看病嚴格。對外面的世界，以及新文化的接觸，他都採取開放的態度，但在政府鼓勵同化（皇民化、平地化），及危疑易遭政治清算的年代裡，他並未喪失自己的族群認同，反而以積極的作為，努力為台灣原住民爭取政治、經濟、健康、生活等各方面的權益。他是好醫生，也是優秀的政治家，他學最新的知識，擔任最高的官職，但他也未因此而高高在上。他很少喝酒，但是不嫌棄與族人一同蹲地飲食，甚至以傳統的方式，用手抓菜，愛食平地人與日本人視為野蠻的食物。在不確定的年代中，他穩穩地做著能做、該做的事，成就了應當讓後人景仰的事業。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