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莫為首任岸裡社總土官（1715-？），又名阿睦、阿穆；生卒年不詳。潘墩仔為阿藍之子、阿莫之孫，曾為岸裡社第三任總土官、第二任通事（也是首任番通事）。生年不祥，卒於乾隆36年（1771年）。
土官的設置，始於荷治時期。清廷領臺以後，再沿續此制，管轄部落。一般由「社番公舉」，官方認為適任，始給予牌照，但康熙54年（1715年）岸裡諸社群歸化清廷之時，官方恐其「督率無人，合就照例，遴委土官，總領社務」，並「以鼓招徠，以專責成事」，乃特任阿莫為總土官。阿莫之被清廷「特委」，應與他在17世紀90年代末，率領族眾（當時仍為未歸化的「生番」），幫助清廷平定大甲溪北吞霄社（在今苗栗縣通霄鎮）抗清事件有關。
土官一職，除了約束社人、總理社務外，包括辦理力役與輸賦等；即對內約束社眾、管理公租、發給口糧；對外代表部落，處理部落民與漢族間往來的業務；但非世襲之職。為了與中國大陸西南邊疆世襲的土官有所區別，乾隆4年（1739年）被清廷改稱土目；而官署為統禦之便，分散其權力，使不相統攝。然而在清廷「特委」之後，阿莫不僅從此獲得專斷之權，而且持有權威信物（信牌），地位權力遠非部落傳統領導人所能比擬。
康熙61年（1722年）朱一貴發動臺灣漢人首次武力抗清事件，敗退民眾多逃竄內山，因而延緩平亂工作；清廷再次藉用岸裡社之力，其時土官阿莫已去世，子阿藍繼立，欣然效力。因其效勞有功，繼任為第二代總土官，倍受官府器重，奠定日後岸裡社的發展基礎。
清廷領臺以來，對漢人防範極嚴，尤其此亂之後，疑懼尤深，因而極力籠絡原住民以為控制漢人之資。正如歐洲人對臺灣各地的觀察：「這個地方很奇怪地從未有過統治全島的王、首長或領袖，而被分為許多部落，各部落有自己的領域，不承認其他的權力。」這種只認同部落、獨立性強的傳統，正好給予清廷分化統治的機會。以土官阿莫家族為領導核心的岸裡社群，自幫助清廷平定吞霄社抗反事件以來，成為清廷「以番制漢」、「以番治番」的協力者，正是這種寫照。
雍正9年（1731）大甲西社抗清事件爆發，大安、大肚兩溪之間皆罹兵禍。阿莫之孫敦仔與通事張達京協助官方平亂，捕獲「亂首」並獻「涉亂」社人千餘名。亂平之後，岸裡社群除了受賞賜大甲溪南岸原屬於抗官的牛罵社、沙轆社的大片土地外，雍正帝感謝他們的忠心，分別賜敦仔及張達京一襲御衣，以嘉賞其功；乾隆35年（1770年）敦仔復蒙乾隆帝召見，賜授「大由仁」之稱，並接受水晶、花瓶、玉碗、朝珠、瑪瑙等賜物，今存臺灣省立博物館；御衣蟒袍則仍保存於今神岡鄉潘家。
敦仔於乾隆36年（1771年）4月14日病故，葬於潘家位於楓樹林（一說原葬中山高速公路神岡交流道下的墓園，後來遷葬楓樹林）的田園內，依舊俗敦仔生前所有衣服、物品均為殉葬品。敦仔死後半年（同年10月10日），卻發生墳墓被盜事件。
由於與異族接觸的新機會，土官阿莫家族遂成為岸裡政治社會中急速崛起的新貴。阿莫家族子孫三代，子阿藍因幫助清廷平定朱一貴抗清事件有功成為第二任總土官；孫墩仔因助官平定吳福生與大甲西社抗清事件被任為第三任總土官，均因軍功得以出任總土官，並掌握岸社土官權力達40年之久，主要權力來源在清廷官僚體制的操弄。此與傳統經由選舉而產生的領導人，大異其趣。尤其墩仔集土官、社主、通事於一身時，不僅阿莫家族的發展達於頂峰，也是岸裡族群的黃金階段，並成為中部臺灣族勢最盛的平埔勢力。然而這可能亦是其部落體制極端異形發展的時期，敦仔死後，岸裡社群內部爆發激烈的領導權之爭，而有以阿里史社人潘賢文為首的「流番」千餘人出走今宜蘭平原的結局，乃無可避免的發展。
簡言之，藉由與異族接觸的新機會而崛起的阿莫家族。一方面藉由官方的「特委」與漢人的協助，獲得新知識（如習得漢語、書寫能力）、新土地（如立戶「潘大由仁」）、新權力（總土官、總通事），不只是習得漢俗、漢語，也將部落權威與官方在社代表結合。但其家族的命運興衰，大致是受到能否面對異族的外在環境與控制本族內部的活動而決定；自敦仔接任第二任通事職，尤其理番同知設立以後，部落自治的自主權一步步的受到侵蝕。不過，敦仔後人潘士萬兄弟，在岸裡社仍然享有超然的優勢地位；潘家除了私產龐大，也一直左右通事的人選。換言之，土官阿莫家族因與漢人交往，藉官方力量而興，在18世紀70年代 （乾隆36年，1771年） 第三代強人墩仔去世以後，卻也開始面臨來自同樣過程逐漸取得優勢的社人的挑戰（內爭也是番社衰微原因之一）；同時也遭到來自外界官方與漢人的侵蝕（番社衰微原因之二）。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