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達京（1690-1773）為清代岸裡社首任粵籍漢通事，生於康熙29年（1690年），為廣東大埔縣黃塘人，家中排行第二，卒於乾隆38年（1773年）。約在乾隆35年（1770年）涉及侵蝕岸裡社群的土地權益問題，為官方革職、告老還鄉。但其子嗣、五位平埔原住民妻妾均留住臺灣。
張家係黃塘書香世家，達京祖父出身武舉，對子弟傳授防身拳術；張氏並由父親教授藥草秘方。他在二十餘歲隻身渡臺，自今鹿港登陸，先落足彰化平原一帶，後至大甲溪北與岸裡舊社（今臺中縣后里鄉境）人交易，並和土官阿莫（又稱阿穆、阿睦）過從甚密。18世紀初，岸裡社人突遭瘟疫侵襲，張氏以草藥替眾人醫病，被治癒者多。社人感激之餘，乃與他結親。當時共有六位女子以為其妻妾，其中之一為土官阿莫之女，後人因稱他為「番駙馬」，開啟臺灣拓荒時期，漢與非漢族群結親加強雙方和睦之例。
雍正3年（1725年；一說康熙54年）清廷鑑於需有幹才教化歸化的岸裡社人，張氏以「熟諳番情，精通番語」，且有「撫緩招徠」之功，被任為岸裡社第一任通事。他不僅負起教導岸裡社原住民漢式的「飲食起居，習尚禮義倫理」責任，並採取「以夷制夷」的策略，說服岸裡總土官幫助官方平定「亂」事，出戰各反抗部落與漢人抗清事件。
張氏任通事期間，為土官、社人經理「番產」，並以其特殊身分為自己取得廣大的田產；以雍正10年（1732年）閩粵籍人共組「六館業戶」，與社人進行「割地換水」的開墾活動為例，張氏既為「在場通事」（簽約行為的監督人），又是「招請人」（「番地」拓墾權移轉之「中間人」），也是六館業戶之首張振萬墾戶的主持（「番地」移轉之「承受人」）；換言之，在同一份約字上，張達京身為通事，卻同時擔任六館業戶、岸裡諸社雙方代表等三種角色，豈非欺人行為？
不過，對岸裡社人而言，「岸裡原通事張達京始教愚番鑿招墾水田」、「奈番不諳耕種（指漢式定耕水田），隨招漢通事張達京即張振萬招墾成田」，這些都是18世紀末載入《岸裡文書》的社人代表意見，足見在剝削社人之餘，張氏必也知曉部落與本身利益，息息相關，必須勿使「怒目相視」；而其與社中婦女的婚姻關係，也能促其在「番業（主）漢佃（人）」的土地關係上為社人利益用心，凡此由其被官方革職後，乾隆35年（1770年）岸裡社公館的〈文武衙門簿〉（流水帳簿）出現「下橫山羅芳盛去銀貳大元─為達京伯長生祿位牌用」的記載，在今臺中縣神岡鄉社口古廟萬興宮供祀張氏的長生祿位，足以說明。
總之，為了規範漢人與部落之間的互動，18世紀20年代，清廷帝國強權任命漢人通事負起疏通民「番」，兼掌訓導之責。通事大抵為兼有土語、漢語的能力，並通曉雙方習俗的漢人，自然成為部落與官方交涉時的代表，且為官方認可給牌之「官役」，負責部落征輸、差撥、徭役、雜派，甚至勒索等事宜，也從事贌社貿易、供應社人日常所需，以及維繫官府與部落的關係、維持地方治安等事宜。不過，通事雖為官方認可的官役，「歲一給牌」（新縣官上任也有「更換通事名色」），實為自然形成的部落代表，並非官方可以任意僉充，張達京之為岸裡社漢通事達43年之久，直到其業大勢大，引起清廷側目，開始整頓部落、清釐「番產」，發現其大量未報陞私墾的田園，始遭「奉憲革逐」，足以說明。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