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瑯嶠」（Lonckjow）為恆春半島的古稱，早可追溯至1636年荷蘭東印度公司派員至南部探金的紀錄。「瑯嶠」在不同時期指稱的範圍不同，有時泛稱整個恆春半島，有時單指此地最大漢人聚落柴城（車城）這個聚落，視不同的文獻脈絡決定。「瑯嶠十八社」則是指恆春半島上曾經出現過，由十數個「番社」所組成自主的部落聯盟，實際數目與指稱對象則自荷蘭時代開始屢有更動，在14-18之間，但大致均可考證出其地名及相對位置。
清國在1875年（光緒1年）於瑯嶠設立恆春縣時，以楓港溪為界，將恆春半島非漢人聚落劃分為上下十八社。上十八社即是後世人類學家所歸類的南排灣大龜文部落聯盟（Tjaquvuquvulj），下十八社則是由不同族群移民的聚落所組成、由4個主要領導番社所組成的部落聯盟Paliljaliljau。本詞條所描述的範圍為下十八社。
瑯嶠十八社所轄部落
在瑯嶠十八社的領域內，統治實力最強的為豬朥束社（Cilasoaq）、射麻裡社（Soavari）、猫仔社（Savaruk）、龍鑾社（Longduan）等四大社。這4個番社的領袖是以父系血緣為繼承原則的貴族統治集團，流傳著自知本社南遷至恆春半島的神話，並透過巫術與仲裁者身分維持領導地位，代表十八社與外界勢力交涉。四大社最早以「四股」、「四股頭人」出現在清代的文獻中，日本時代的人類學調查，則將其稱為「斯卡羅」（Seqaro），分別由四個家族：La-garujigul、Mavariu、La-caligul、Rovaniau所領導，並被分類為「排灣族」或是「排灣化的卑南族」，語言與文化與周邊排灣族部落相去不遠值得留意的是，十八社內部的互動，主要是各社的領袖家系之間，藉由婚姻、納貢等一系列儀式所節制、規範的。
四大股所轄部落，在不同時期的史料均可對應，茲以《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於1918年（大正7年）收錄的紀錄為基礎，整理如下：
大股豬朥束社：本社位於今日屏東縣滿州鄉里德村，轄牡丹群社（牡丹、牡丹中社、女乃社）、加芝來、蚊蟀、龜仔律（龜仔甪）、高士佛，以及港口溪流域阿美系的部落，如巴姑律（即港口社）。
二股射麻裡社：為今日滿州鄉永靖村一帶，轄四林格、八瑤，以及楓港溪流域的射不力群。在恆春縣城建立之前，尚轄縣城所在地的猴洞社。
三股猫仔社：位於虎頭山網紗溪河谷猫仔坑（今屏東縣恆春鎮）一帶，轄快仔部分、四林格部分與八瑤社部分。
四股龍鑾社：約位於良鑾溪源頭，所轄領地多數在19世紀中期已被漢人占據。在清代《恆春縣志》的紀錄中，尚轄轄大板埒一社（今日墾丁南灣）。
除了港口溪流域的恆春阿美以外，上述番社絕大多數均為排灣系的部落。
十八社領域若以流域來觀察，港口溪流域的部落與四大社關係較為密切，四重溪流域上游的牡丹群、楓港溪流域的射不力群，則相對疏遠。
瑯嶠十八社勢力變遷與族群往來
考古證據顯示，早自台灣的史前時代，恆春半島的物資交換網絡，已涵蓋至中國東南沿海、台灣東部與鄰近的巴士海峽的島嶼。因此，在海上交通網絡、人群往來遷徙交換已是常態的狀況下，季節性捕魚、海上貿易網絡、交換的中介者、往來臺灣東西部的移民，以及因海上運輸連帶產生的海難事件，幾種元素持續在歷史中，造就恆春半島的特殊性。
（一）近代早期（17-18世紀）
17世紀荷蘭東印度公司統治時期，瑯嶠地區為往來台灣西部與東部間的中繼站，瑯嶠君主及所轄的18社，在荷蘭地方會議中，與大肚溪流域的「大肚番王」（Quataongh）、位於今日台東市的卑南覓（Pimaba）被視為等級較高、組織較複雜的部落聯盟系統，而瑯嶠尤被視為文明化程度最高、最中央集權的地方，共轄有14-18個番社，與周邊部落、東印度公司時有地緣政治上的合作與衝突。即使瑯嶠一度被東印度公司擊敗，而被納入南路地方集會（Landdag）系統中，但其依然能維持自主性，歷經明鄭而至清初。
（二）清代番界政策至開港通商
1721年（康熙61年）朱一貴事件後，清國實施番界封禁政策，禁止漢人越界，位於界外的瑯嶠維持長達150年界外封禁時期，瑯嶠社雖名列方志中的「歸化生番」，但僅與清國官方維持極為有限的接觸；此外，番界並未阻斷漢人持續移民至瑯嶠地區，1788年（乾隆53年）林爽文事件，清國動員當地原漢居民追捕莊大田時，軍工匠寮柴城（車城）已是當地最大漢人聚落。
1837年（道光17年）瑯嶠大械鬥，因有蔓延至界內之勢，鳳山縣令曹瑾命幕友林樹梅前往協調，其第一手觀察紀錄〈瑯嶠圖記〉顯示，當時聚落可依地勢分為：
1. 山區十四社：依四大股分類，主要分布於港口溪、四重溪流域。
2. 西南部縱谷平原區：依移民原鄉分類，柴城（車城）為最大聚落，閩人主導；粵人（即當代所稱的客家人）聚集於保力、統埔，與十八社結盟。射寮港為土生仔（原漢混血）的勢力中心，勢力遍及21個庄。
此外，19世紀中期，瑯嶠為鳳山地區的平埔馬卡道族往東遷徙的重要中繼站，移民多聚集於猴洞社一帶。
（三）開港通商後的轉變
1860年代開港通商後，瑯嶠地區因位於航線要道，加上恆春半島周邊為洋流交界的珊瑚礁海岸，時有船難發生。
1867年（咸豐10年），美船羅發號（Rover，又譯羅妹號）於七星岩一帶觸礁沉沒，倖存的船員杭特船長夫婦一行人上岸後，因誤入龜仔律（龜仔甪，Kularuts，排灣語發音為kulaljuc）社領域，被識別為敵人而遇害。美國駐廈門領事李仙得（Charles le Gendre, 1830-1899）以強硬姿態施壓清國處理未果，遂有6月美國入侵龜仔律社失敗的行動。大股頭人卓杞篤（Tokitok, c. 1810-c. 1874）最後採取妥協方式，改變既有社會經濟慣習，與李先得共同協議救濟漂流民，為〈南岬之盟〉。
1874年（同治13年）5月至12月，明治維新後的日本，以1871年（同治10年）於牡丹社、高士佛社等社領域發生的琉球漂流民遇難事件（又稱八瑤灣事件）為由，入侵恆春半島，於瑯嶠龜山一帶駐軍長達半年。5月22日石門之役，牡丹社頭目阿祿古父子（Aruqu）陣亡，日軍遂於6月初入侵牡丹群社，為十八社領域自荷蘭時代以來，首度被外力攻破。當時因大股頭人卓杞篤已逝，由二股頭人伊厝（Yeesuk）為對外代表，向日軍投降。
1875年（光緒2年），清國廢除番界，於瑯嶠地區建立恆春縣，建縣城於猴洞社，並招募漢民前往開墾，瑯嶠十八社始納入行政管轄範圍之內。恆春縣成立二十年間，因大量漢人移民湧入十八社領域，番社與漢庄之間衝突日增，官府則對原住民採取剿撫兼施的政策，試圖穩固統治，但終其二十年衝突未曾停歇。新任大股頭人潘文杰（Bungekaic Garuljigulj，1854-1905）以十八社領袖的身分，協調多次衝突，協助清國建立統治，也在一定程度上維繫了十八社的延續。潘文杰因協助恆春築城，被清國賜姓「潘」；1890、1892年（光緒16、18年）因出力招撫各社，被清國敘勳，賜五品官位。
（四）近代化的轉折（日本時代初期1895-1904）
1895年（明治28年），政權轉移，恆春城內清軍敗走，「恆春出張所」正式成立，潘文杰選擇與日本殖民政府合作，穩固地方局勢。
1896年（明治29年）：「恆春出張所」改為「恆春支廳」，潘文杰以恆春下十八番社總頭目的身分，與恆春支廳長撫墾署相良長綱（1847-1904）合作，穩定恆春至台東一帶的政治情勢，順利建立起殖民統治，並於隔年由總督府授勳六等瑞寶章。同年9月，「恆春國語傳習所豬朥束分教場」（滿州國小前身）成立，為近代台灣原住民教育之始。
1903年（明治36年），總督府在整個恆春廳設立30個警察官吏派出所，其分布範圍包括蕃地與普通行政區。
1904年（明治37年）：日本政府實施地稅改正，徹底消滅大租權，而恆春下蕃中的豬朥束等8社編入普通行政區域內，適用一般之法律，至此，十八社大頭目已失去其原有之跨部落之影響力，而完全被納入總督府的統治之下。隔年，潘文杰逝世。
現況
瑯嶠十八社在日本的近代殖民統治之下，舊慣與番族慣習調查、警察制度、近代化教育等一系列近代統治技術，將近代國家力量，從政治經濟開始，一路滲透到社會、語言與文化等各個層面，逐漸瓦解十八社的影響力。這以多數十八社地區於1904年（明治37年）被劃入普通行政區為象徵。而十八社的原住民，也依照行政區分的方式，分為蕃地領域的生蕃，與普通行政區中的熟蕃。
戰後中華民國政府對於原住民身分採取登記制度，屏東縣滿州鄉的熟蕃大多取得平地原住民身分，只有位於恆春鎮的龜仔甪社後裔未取得原住民身分。嚴後本土化風潮興起，相關的文史調查、學位論文與報導文學等出版品，帶動了地方重新認識的風潮，但一直到2000年代開始，「瑯嶠十八社」的概念才逐漸回到當地的文化復振運動之中，藉由祭儀、尋根活動，實踐當代對於十八社的理解與想像，並持續至今。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