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番丁數額課徵的人頭稅
1736年（乾隆1年）11月巡台御史白起圖、嚴瑞龍奏請改社餉為番丁銀時，他們倆還是基於「（番餉）俱係按社分之大小定額完糧」，也就是「權社之大小」的誤解（參見「贌社制度」詞條），向高宗宣稱社餉就是按番丁數課徵的人頭稅，也就是番丁銀：「所有應納番餉，惟娶婦成丁者酌派之，其未經娶婦之番例不加派。是番餉壹項，即民間所謂丁銀也」。兩人援引該年8月奏准施行漢民丁餉減為每丁二錢的新法規，要求一例辦理。沒想到誤打誤中，高宗竟然接受他們的說法，於1737年（乾隆2年）1月5日下旨：「民番皆吾赤子，原無歧視；所輸番餉，即百姓之丁銀也。著照民丁之例，每丁徵銀二錢；其餘悉行裁減」。
番丁數額即明鄭原額
各社番丁數額並未載於早期的府志，直到1737年（乾隆2年）改為每番丁依民例徵銀二錢時，才有數字紀錄。各社番丁額究竟是如何決定的呢？清代作為課徵人頭稅「丁銀」所依據的丁額，自1711（康熙50年）起予以凍結，即便人口繼續增長，也永不增額，「以（康熙）五十年丁冊定為常額，續生人丁永不加賦」。番丁數額既無編審的紀錄，想必仍然沿用明鄭移交清冊舊額。各社番丁數額的依據照理也應該是明鄭的舊額。以按口徵納的鳳山農耕八社為例，據季麒光所載，八社明鄭「偽額」番丁數1,748人，與各版臺灣府志上所載舊額，以及1737年（乾隆2年）起徵收番丁銀所依據的番丁額完全一致。以鳳山八社之例類推，清代台灣各社番丁額一直維持「原額」，也就是明鄭移交清冊內所載的番丁額，始終沒有改變。
社餉改徵番丁銀
社餉改徵番丁銀後，絕對數額降為不到清初原額的八分之一（占清初全台原額的12.17%，占乾隆元年社餉額的14.16%，各社詳細數據請參見《熟番與奸民》表3-2社餉與番丁銀負擔比較表）。此時以番丁銀形式徵收的番稅方才不再構成實質稅收，而接近「羈縻」之意。經過1737年（乾隆2年）的稅改後，熟番社的賦稅不只在絕對數額上大幅降低，於賦稅的公平性上，亦有顯著的改善。賦稅改為依據番社規模的大小──以番丁數作為指標──徵收，也就是合理化為考量實際負擔能力的多寡來課徵。番丁銀已經脫離贌餉（又稱「鹿餉」）依鹿製品產能而定的原意，而類比於「永不加賦」的民丁銀，照「原額」人丁（熟番以明鄭時期移交清冊內的「偽額」為原額）課徵。兩者唯一的差別在，漢民丁銀勻攤入田園賦稅內徵收──「勻丁入畝」，在熟番則可稱為「勻丁入社」，就社責成通事徵納番丁銀。部分原因或許是清廷仍然視番社為承擔稅負的集體財產單位，有別於漢人墾莊被當成領單承糧之業戶的私有產業。
熟番社賦稅公平性和負擔的顯著改善
繼承荷鄭的贌社稅，清廷不只繼承贌餉的單位，也繼承其構成熟番社會沉重負擔的賦稅，相應地在行政組織上則間接扶植了以包稅者身分作為納稅中介人的社商與通事，並縱容其濫權以供應衙門尋租的額外徵斂（陋規與需索）。經過1731-1732年（雍正9-10年）北路番變後的檢討與善後，長期以來因應熟番稅制弊病要求改革的呼籲終於得以實現。清廷於1737年（乾隆2年）廢除北路番社的社餉與南路鳳山八社計口而徵的稅額，改徵番丁銀，「照民丁之例」，每番丁徵銀二錢（鹿皮餉亦從每社十張減為二張，但因其絕對數額本來就不大，影響較為輕微）。從社餉到番丁銀是一個數量上與性質上的重大變化，不只在熟番稅負的絕對數值上達成大幅減輕，其課徵原則也從繼承明鄭「權鹿隻之多寡」的贌餉（貿易壟斷稅）轉變為「權社之大小」（按丁徵收的人頭稅），可說是從實質稅收轉變成代表人身隸屬的象徵性徵收。此次的熟番稅制改革造成政府與熟番間關係的重大改變，是為隨後乾隆朝中葉族群政策變革定調的關鍵措施。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