捕鹿與農耕熟番社適用不同課稅原則
清初對熟番的課稅沿襲自明鄭，依番社主要的經濟維生方式，分為捕鹿與耕種兩大類，分別適用不同的課徵方式：按社徵銀與計口徵實。修於1694年（康熙33年）的《臺灣府志》點出：
諸羅三十四社土番捕鹿為生、鳳山八社土番種地餬口。偽鄭令捕鹿各社以有力者經管，名曰贌社；社商將日用所需之物赴社易鹿作脯，代輸社餉。國朝討平臺灣，部堂更定餉額；比之偽時雖已稍減，而現在番黎按丁輸納，尚有一、二兩至一、二十兩者。……至種地諸番，偽鄭不分男婦，概徵丁米：識番字者，呼為教冊番，每丁歲徵一石；壯番，一石七斗；少壯番，一石三斗；番婦，亦每口一石。納土以來，仍循舊例。（臺灣府志〔高志〕：161）
捕鹿番社的社餉源自贌社
1717年（康熙56年）刊行的《諸羅縣志》就該縣捕鹿三十四社社餉的性質做出如下說明：「康熙二十三年（1684）歸入版圖，權社之大小，歲徵餉若干」。「權社之大小」這段話斷言社餉是依照番社大小而定。然而，《諸羅縣志》另處卻又引用上述《臺灣府志》（以下簡稱高志）上的說法指出：「部堂更定餉額，比之偽時雖已稍減，而現在番黎按丁輸納，尚有一〔原缺：一〕、二兩至一、二十兩者」。依據原出處高志上的說法，社餉與番社的人口數額間並無固定比例關係，顯非按丁徵收一定數額的人頭稅，也就是與番社的大小規模並無關連。此與《諸羅縣志》獨創的「權社之大小」說，在課稅原則的理解上明顯有所出入。
社餉究竟是如何決定的呢？對社餉源自何方，官方方志倒是頗有共識，率皆指向明鄭時期仍然存在著的「贌社」。高志扼要言之：「鄭氏令捕鹿各社以有力者經營，名曰贌社。社商將日用所需之物，赴社易鹿作脯，代輸社餉」。首任諸羅知縣季麒光〈覆議（康熙）二十四年餉稅文〉內以「贌餉」稱之，最為符合其來源本意。他進一步說明明鄭時贌餉之法，「其法每年五月公所叫贌，每社每港銀若干，一叫不應則減，再叫不應又減。年無定額，亦無定商。偽冊所云：『贌，則得；不贌，則不得也』」。政府每年定期將個別「番社」（嚴格來說是作為贌餉單位的番社或「社群」，諸羅縣共有34個贌餉單位）的貿易獨佔權招標，在公開場所召集社商喊價，由最高者得標，以標價作為稅收。「贌社」之制清初仍然沿用。考量社會經濟環境重大變化「人散地荒」以及明鄭的「苛徵」，季麒光認為，餉稅若依鄭克塽投降時造送的人口稅收清冊「照舊」徵收，實在過於沉重。他在1685年（康熙24年）初回報的上文裡造冊詳報，建議委任他清釐餉稅的閩浙總督王國安向朝廷「具題請減」。就贌餉一項，季麒光提及「偽額重大」，金額太高招不到社商承贌，建議「各社贌餉請減十分之三，竹塹一社請減十分之四，共請減銀四千九百五十八兩四錢二分四釐，實徵銀一萬一千二百六十九兩六錢五分六釐」。此外，明鄭時的洋銀（「時銀」）折算清朝納稅的紋銀兩數只值七成，他一併請求折算調整：「今既照偽時銀數，亦當照偽時銀色」。試問，明鄭時贌餉銀數既無「定額」，何來據額減成調降？顯見是以明鄭移交清冊（「偽冊」）內最後一次的贌餉，16,228.08元洋銀，作為定額。
社餉源自對鹿隻產量而不是人口的評估
贌餉既然源自社商對於贌餉單位鹿隻產量的評估，照理應與番社大小沒有直接關連，不會與番社的人口數形成固定的比率。也就是說，有的番社很小，但因為鹿多，可以徵得不少社餉；有的社很大，但因為鹿少，因此所徵不多。換算成每番丁應徵社餉，其數值的差異就會相當大，造成《臺灣府志》〔高志〕上說的：「番黎按丁輸納，尚有一、二兩至一、二十兩者」的現象。
從社餉即為荷蘭與明鄭時期贌社稅的延續一事來看，其為實質財稅搾取手段的性質並無改易，並非用以「羈縻」番社的象徵性徵收。此被季麒光稱為「偽時極敝之政」的贌餉，清初仍被保留為重要稅收來源。社餉數額雖比明鄭時略減，仍然非常沉重；力爭無效的季麒光直言：「不能懲弊革除，踵而行之，已失番人之望」。宋永清1710年（康熙49年）時亦建議就已經較明鄭時「酌減」的社餉再減三成，等待行政機構上軌道之後，再按田園甲數、或按丁口數徵稅：「今社餉縱難全豁，似當酌減十分之三；俟建城垣之後，再議履畝定稅，或議照丁輸稅之法」。不過，還是直到乾隆二年，社餉才改徵每丁二錢的番丁銀（參見「番丁銀」詞條）。改制前，全台番丁平均每人原本負擔社餉達1.41兩（各社詳細數據請參見《熟番與奸民》表3-2社餉與番丁銀負擔比較表）。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