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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 M
    隘制
  • I
    台語ài-tsè
  • H
    隘制 ai-chṳ
  • T
    隘制 ài-tsè
  • J
    隘制 あいせい
  • E
    Control system / Barrier system
族別
  • 21PAN 泛族群 Pan ethnic groups
分類
撰寫者

隘制


  「隘制」是指台灣歷史上官方為了隔離漢人與山區的原住民,在沿山地帶畫定界線,並在界線上險要的地方(隘口)設立關隘,派駐人員守防的制度。此制度形成於18世紀中葉,影響了日後台灣沿山地域社會的原住民族群分布以及漢人在沿山地區的土地開墾方式與進程

隘制起源

  1684年(康熙23年)大清帝國將台灣島收入版圖,統治初期官方著重的是海防,但是隨著漢人在台灣西部平原的開墾與擴張,特別是1721年(康熙60年)朱一貴事件爆發後,閩浙總督覺羅滿保規畫善後,官方開始注意台灣西部沿山一帶的邊防,為了防範當地的「奸民」、「野番」往來,訂定立石畫界的政策,在全台沿山地區54處立石為界,越界者以盜賊論處,試圖隔離漢人與山區原住民。

  但沿山地區具有貿易、伐木、水利、農墾等利益,難以禁絕漢人在「生番界內」販貨、獵鹿、抽籐、搭寮或開墾,於是官方不斷施行、強化各種隔離措施,如多次清釐界址、豎石立碑,進而開溝、堆土牛,頒行各種禁止越渡的律例,希望維持此一界線的權威性,但是「小民趨利如鶩」,畫界實效不彰。更進一步的政策作為就是派出執法者,最初重用綠營,派出兵力至各處鎮壓,甚至考慮設立營盤,撥兵防守,但實際上,台灣西部沿山地區遼闊,而駐台兵額固定,官員頗難在各地添兵增汛,亦即難以加強山區隘口的巡哨與稽察。

從雍正年間到乾隆初期(1720、1730年代),官方想要引入民間力量協助守防,最初添設漢人民壯、鄉勇,進而利用平埔原住民社群守防,隘制即是在這樣的政策脈絡中逐漸醞釀成形。1745年(乾隆10年),官方透過原住民土目、通事,派撥熟番到各地沿山隘口巡防,1754年(乾隆19年)以後,巡防逐漸變為定點守禦,即在重要隘口設立關隘,由「熟番」搭建寮舍,在地守防,又設置軍隊監督,「以熟番防生番,以官兵制熟番」,隘制於此時形成。

隘制的目的

  「隘」字的原義是狹窄、狹小,此字用在地形、地勢的描述時,指涉狹窄處所,從軍事的角度看,有險要之意,如隘口、要隘等用語。當官方固定派人在隘口衝要之處駐守,這些人為了生活與工作方便,建立寮舍住居,稱作「隘寮」;為了便於哨望,又須建築高台,當時稱為「望樓」,此類關隘多稱為某某隘,如屏東的「糞箕湖隘」、「巴陽庄隘」等(如圖1)。每隘人數約一、二十名至數十名,每人每日口糧兩升。

【圖1】〈台灣番界圖〉中有關「望樓」的描繪。(陳宗仁提供,原圖參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典藏(CC BY-NC-ND 3.0 TW)@開放博物館)

  當時各地沿山關隘並非同時設立,彰化縣、鳳山縣各隘設立時間較早,也最具規模,淡防廳與諸羅、台灣等縣相繼設立,各隘設立後亦可能廢除或移置。另外,當時隘制主要是以原住民(熟番)守隘,但亦有漢人鄉勇參與,就長期的沿山邊防政策來看,即是派撥民力,協助邊防。

  台灣博物館典藏一張〈岸裡社番駐防與交通圖〉描繪中部地區大肚、岸里等社把守、巡視寮舍的位置。另一幅〈岸裡隘番把守圖〉,繪製年代應在1757年(乾隆22年)或稍前,圖中有「岸裡舊社隘藔」等12處隘寮。中央研究院典藏《番社采風圖》有「守隘圖」,描繪守隘原住民每攜帶「鏢鎗、弓箭,以防生番出沒」。描繪內容與此時期隘制有關(參見中研院史語所典藏番社采風圖-守隘)。

隘制的發展與演變

  隘制作為一項政策,官方施行的動機就是為了防治「番害」,維持沿山地區的安定,但是當此一政策逐步推廣,沿山地區關隘逐漸設立,原住民陸續進駐、生活,官方原擬提供口糧,但有些關隘周邊土地若具開墾價值,而官方同意開墾,守隘的身分便有利可圖。1787年(乾隆51年底)林爽文事件發生後,為了清釐界外土地,1790年(乾隆54年)官方施行番屯制,挑選平埔「熟番」四千名為屯丁,駐守沿山地區,並將界外原本禁墾的土地撥給屯丁,作為養贍埔地。

  原本的隘制與新建立的番屯制成為18世紀末清帝國在台灣建構的邊防體系,但在實務上,出現漢人代為守隘或招漢人開墾,使得官方想要清釐番界,隔離漢人與山區原住民的想法無法達成,反而引發當地社會與外來者多種勢力的競合。至19世紀時,隘制已名存實亡,出現所謂的「官隘」、「私隘」,為守隘而開墾轉變成為了開墾而設立新隘,稱為「隘墾」,「隘」成為漢人深入沿山地帶開墾的前進據點,「隘勇」的工作是守衛開墾者。1895年日本帝國佔領台灣,台灣總督府沿襲19世紀的隘勇制度,在山區設隘寮,由隘勇駐守。隨著理蕃計畫的實施,山區原住民逐漸歸順後,最終於1926年(大正15年)廢除隘勇制度。

  隘制是清帝國為了隔離漢人與山區原住民而設,但至19世紀轉成侵墾山區的角色,是台灣史上國家與漢人侵入沿山原住民區域的重要制度。

參考文獻:
  • 柯志明,《番頭家:清代臺灣族群政治與熟番地權》,台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2001年。
  • 陳志豪,〈臺灣隘墾史的研究與回顧:以竹塹地區的研究成果為例〉,《臺灣史料研究》30(2008年2月),頁70-85。
  • 鄭安睎,〈日治時期隘勇線的施設與消失〉,《臺灣史學雜誌》16(2014年6月),頁80-108。
  • 陳宗仁,〈十八世紀清朝臺灣邊防政策的演變:以隘制的形成為例〉,《臺灣史研究》22卷2期(2015年6月),頁1-44。
  • 柯志明,〈清代臺灣三層式族群空間體制的形構與轉化:紫線界前後的比較〉,《臺灣史研究》22卷2期(2015年6月),頁45-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