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論
1908年（明治41年）4月23日，總督府為擴增樟腦、礦山、木材，以及墾地的開發利益，因而發動「大南澳隘勇線前進」的擴張行動。位於和平溪（舊稱大濁水溪）北溪支流布蕭丸溪上源左岸山區台地的Ryuhing（利有亨，或譯為流興）部落，其地理形勢正處於南澳山區通往蘭陽平原和東側海岸線的必經要道。日本軍警部隊進行大南澳隘勇線擴張、入侵南澳山區部落的時候，雖有部落畏於武器兵力懸殊而有順服的意願，但各個部落內部仍有族人持續採取遊獵狙擊戰術的型態進行反擊，其中位於險要關鍵位置的Ryuhing部落戰況尤為慘烈。最終結局是囿於彈藥不足、武力懸殊、生活物資匱乏的因素，以失敗告終，並為此後步入部族內部社會文化變遷的開端。
事件所涉民族及部落
日本時代的大南澳隘勇線擴張入侵行動，涉及到南澳山區的Klesan（南澳群）系統下的各部落，依族系而言則涵蓋了泰雅族的Sqoliq（賽考列克）群、S’uli（澤敖利）群、Seejiq（賽德克）亞族的Teuda（都達）群。「利有亨戰役」所涉及的民族，即包括了前述S’uli、Teuda等群。
Ryuhing（利有亨、流興）部落的創建者是來自眉原部落的泰雅族S’uli群的Mb’ala（馬巴阿拉）系統的Batu Nawi（巴都．納威），約在18世紀末葉與碧侯社的部落頭目Wasaw Payas（瓦思奧．巴亞斯）同時遷來。其後Batu Nawi持續率族人往和平溪流域北溪支流發展部落住區，後代子孫在和平溪北溪支流的布蕭丸溪上源左岸建立利有亨部落。在部落建立不久之後，有一支Seejiq族群的Teuda系統族人，由Temu Paras（鐵木．巴拉斯）從花蓮縣境內陶賽溪上游的Bagar部落遷入本部落。
事件背景
從1902年（明治35年）起，總督府將泰雅族南澳群和溪頭群的狩獵區域──大湖桶山區作為樟腦開採地區。隨著製腦地域的需要，探查山區路線，並建立清水溪隘勇線和溪南隘勇線，此時的宜蘭廳樟腦產量亦隨之達到高峰狀態。1904年（明治37年）後隘勇線持續擴張，分別在武荖坑、鳳紗山、屈尺－叭哩沙等地區設置。1908年（明治41年）的大南澳隘勇線擴張行動，即警察部隊與S’uli、Teuda等2個部落之間爆發的事件。
事件始末
宜蘭廳在1908（明治41年）年4月23日派警部江口良三郎率領1,462名日警武力，發動大南澳隘勇線擴張的軍事行動。入侵部隊在羅東集結，沿著羅東溪挺進，從大南澳平原橫斷南澳南、北兩溪，採取南北夾擊的態勢壓制南澳群的山區部落。日警入侵部隊遇族人住區，就以砲擊轟炸，摧毀部落房舍，並與當地族人發生數波衝突。
Ryuhing部落族人在警察部隊經過山腳、銅山等地，即將抵達部落時，憑藉沿溪一帶多斷崖的地勢天險抵禦迎擊，有一名指揮官被擊殺於斷崖上。1914年（大正3年），控制Ryuhing地區後，曾在遇難處設置一塊石碑來悼念。
事件後續及其影響
南澳群的山區部落從1903年（明治36年）以來跟日本警察的衝突，以及被日警武力長期的封鎖、砲擊，在經濟物資消耗殆盡的困境下，已無力再反擊殖民武力，終在1908年（明治41年）的年底舉行繳械和解儀式。
其後，Ryuhing部落駐在所警察誘勸部落族人下山移住，幾經協調，Ryuhing部落裡的S’uli群泰雅族人以下山後易染疾病為由，堅持繼續留居祖先居地。而Teuda群在1912年（大正1年）選擇位於小南溪南方、打狗溪右岸的四方林為移住地。1949、1968年（民國38、57年），四方林部落因遭到颱風洪水衝擊，在原部落位址附近遷建2次，目前的住區名稱為「自強新村」，族人仍習慣稱「四方林」，屬於宜蘭縣大同鄉寒溪村的行政轄區。
住在Ryuhing部落的S’uli群泰雅族人，深受皇民化影響，原為抵抗激烈的部落，卻因一位在暴風雨的山區不慎墜落洪水而失蹤的泰雅少女，迅即轉身為響應軍國主義征戰動員而奉獻犧牲的愛國楷模。這就是發生在1938年（昭和13年）間，Ryuhing部落流傳到現在的「莎韻之鐘」的故事，迄今在Ryuhing山區舊部落內仍可見擺放鐘座的遺跡。
Ryhhing部落族人從1953年（民國42年）後陸續下山移住，並於1958年（民國47年）間再遷離，在現今南澳北溪右岸與鹿皮溪合流處西北方一公里地建立住地，屬於宜蘭縣南澳鄉金岳村的行政轄區。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