霧鹿事件
緒論
1914年（大正3年）1月，以新武呂溪上游布農族重要大社「霧鹿社」（Bulbul）為核心，受邀前來談和、接受饋贈的布農族人遭日警搜查隊屠殺，族人於警方撤退過程於新武呂溪稍下游處進行反擊，此事件官方記錄名稱為「高山蕃ノ制壓」。事件涉及布農族、日本人，以及卑南族、阿美族等平地原住民族，背景則源於東台灣的經濟開發政策以及七腳川事件移民的影響。由來自地方警察機關匯報而成的一手史料彙編《理蕃志稿》，對於往後中央山脈南段布農族抗日事件起因，多歸咎有霧鹿社族人的涉入而言，霧鹿事件是日本時代東台灣布農族地區於1914-1915年（大正3-4年）一連串反抗戰事的重要起始點，衍生喀西帕南、大分、六龜里等重大歷史事件。
所涉民族
霧鹿事件主要涉及新武呂溪上游的布農族郡群、巒群，其中受創最深為Ispalidav氏族。而與布農族對立的，則以日本警察搜查隊及以卑南族為主的人伕隊。
事件背景
日本時代初期（1895-1905），台灣殖民經營上面臨財政壓力，第4任總督兒玉源太郎與民政長官後藤新平推行樟腦開發，以支撐殖民地經濟。1905年（明治38年），賀田組獲准於花蓮港廳開發樟腦，侵入原住民族領域，陸續爆發太魯閣族威里事件（1906）與阿美族七腳川事件（1908），總督府遂於花蓮北方設置隘勇線圍堵原住民族，並將歸順的七腳川阿美族人南遷至台東鹿野地區，移民沿著新開闢的輕便台車線以農作、郵遞物流與輕便鐵道的鋪設人夫出役為業，台東平原周邊的卑南族人也參與運輸工作，越來越多異族人進入花東縱谷南段，與山區布農族人的衝突也越來越多。
依《理蕃志稿 第3編》（1921）記載，1911-1913年（明治44年至大正2年）間，日方便多次介入高地布農族人與低地民族的調停，然卻未能獲得各方滿意。台東廳廳長於1913年（大正2年）制定三項處置方策：1. 對平地原住民貸與火槍彈藥以襲擊布農族人；2. 增派警察至要道協防平地住民農耕、畜牧及交通要地；3. 討伐高地布農族人。其中，官廳認定第3策最能彰顯國家權威，促使平地住民甘心服役於人力台車及製糖作業。8月開始，台東廳自北絲鬮溪（今台東縣延平鄉）山麓地帶往北到廳界（今台東縣海端鄉錦屏村），新設置17處警戒所，配置警部階級以下66名警備員防範雙方交戰，同時開始限制貿易交換。11月19日，再加派巡查29人支援。不料11月仍發生日本木匠和2名巡查遭殺害的事件，日本政府因而決議採更嚴厲的制壓措施，乃派遣警備偵查隊勘查地形，發現數條連外小徑，呈報鎮壓計畫獲總督府核可，發動襲擊。
事件始末
依《理蕃志稿 第3編》〈台東廳高山蕃ノ制壓〉紀錄，1914年（大正3年）1月，由台東廳蕃務課長井野邊幸如率領搜索隊，由100名日警與20名卑南族人伕隊組成，由里壠庄（今台東縣關山鎮）出發，沿途經鄰接縱谷的Mahav社、大崙溪轆轆社（Laklak），最後抵達新武呂溪上游的古老大社──霧鹿社。經「訓諭」頭人領袖後族人「蕃情大變」，不敢再犯云云。
2000年（民國89年），海端鄉霧鹿部落余夢蝶在政治大學民族學系指導下進行田野調查，撰寫〈霧鹿部落日據時代族人遭屠殺事件整理記錄〉，並刊登於該系出版《八九年度原住民自助文化研究計畫成果報告書》（2001）。據當事者後裔口述，當時日本人帶著大批警察部隊與卑南族人沿新武呂溪上溯，一路召集各村社領袖前往霧鹿Biung Ispalidav宗家家屋進行集會，談及要講「和好」的事情，同時發送禮物給與會者。由於日方曾多次召集族人發放禮物、殺牛請酒，不少人前往霧鹿社參與聚會。日本人抵達後，派遣主人家男丁前去摩天社（Bacingul）要回日本警察頭骨，預先埋伏的搜索隊員起出槍彈襲擊在屋內布農族人，到場者幾乎都遭殺害。而被派遣到摩天社的兩兄弟tuan Lanihu、Navas，協同倖免於難的弟弟Dahu，對撤回的日本搜索隊發動復仇式反擊，在下馬社（Ivauvu）下方的新武呂溪谷（今日南橫公路嘉寶隧道東口）阻殺數十名搜索隊成員，警方押解的Asulan Takisdahuan與其妻子Ibu則趁機逃跑。
而曾任總督府警視蕃務課長的瀨野尾寧，於《蕃界稗史殉職秘話》（1935）對於本事件有細節描述。事件起因於1913年（大正2年）仲秋於新武路驛附近，有一日本巡查石川氏遭害，為促使加害者出面，而於翌年1月由井野邊蕃務課長任隊長，自高階的警部階級以下，派遣警備員200員編為2分隊，召集卑南族等低地民族120名編成支援人伕隊，總計為320人大搜索隊，向霧鹿社方面出發，當晚便抵達。隔天召集數十名周邊地區族人集會，井野邊課長訓示之際，人伕隊忽然襲擊家屋內集合的群眾，當場有21名布農族人遭到殺害。隨後，搜索隊撤退時於新武呂溪遭受霧鹿社族人復仇反擊，人伕隊有12名遭殺害獵首。
事件結果與後續影響
事件發生後數月間於中央山脈東西兩側布農族地區，快速激發一連串針對日本警察據點的襲擊行動，包括新武路蕃務官吏駐在所事件（1914年12月）、清水事件（1914年12月）、上寶來事件（1914年12月）、大分事件（1915年5月）、喀西帕南事件（19155月）、喀西帕南事件（1915年5月）、六龜里事變（1915年7月）等。
霧鹿事件不僅是一系列抗日行動的開端，影響更遍及整個布農族區域。從後續多起事件的官方報告來看，參與襲擊的族群經常被標記為霧鹿社族人，顯示該事件對當地布農族人的長遠影響。時任蕃務課課長瀨野尾寧在事後檢討時指出，儘管總督府當局已注意到山麓地帶治安問題，而間接介入調停，卻因本事件而直接成為布農族人的對立面，影響後續局勢發展。
相關文化資產
霧鹿事件目前有3處相關歷史遺跡，其中僅天龍吊橋具有文化資產身分。
1. 霧鹿事件發生地：事件發生地原為霧鹿部落Ispalidav氏族（漢姓余）的保留地，因禁忌長年未使用。1970年代，中華電信於該地設置機房並逐步擴建。近年來部落族人倡議設立紀念碑，以傳承歷史記憶。
2. 霧鹿部落日本時代理蕃據點：1927年（昭和2年），日本人將警備線延伸至霧鹿台地，設立駐在所與砲台。駐在所原址今為霧鹿國小，砲台處現設有涼亭，並擺放兩座新武呂溪流域的俄製三吋速射砲。目前，部落內仍存部分日本時代建築遺構，如「槌球公園」內的阿彌陀佛石碑。
3. 天龍吊橋：橫跨新武呂溪的天龍橋為日本時代鐵線橋，建於1928年（昭和3年），由關山越警備線霧鹿駐在所主導興建，並由里壠支廳長富永藤平命名。該橋現為法定歷史遺址資產，於2022年（民國111年）10月完成第4度修繕。台東縣政府已登錄為歷史建築，具文化資產身分。
相關研究概況
該事件在日本時代的官方文獻《理蕃志稿 第3編》中有簡短報導呈現，另有相關人士回憶錄的間接記載。當代的布農族人口述歷史，以及研究者的詮釋研究也顯示霧鹿事件的影響深遠。其中，余夢蝶發表〈霧鹿部落日據時代族人遭屠殺事件整理記錄〉，使此事件逐漸被外界認識。
2003年（民國92年）楊淑媛發表〈過去如何被記憶與經驗：以霧鹿布農人為例的研究〉、〈過去如何被記憶與經驗：以霧鹿布農人為例的研究〉，以人類學角度詮釋布農族人的歷史「事件」觀念。2022年（民國111年），謝博剛博士論文〈中介著的視點：卑南溪流域布農族地區近代社會影像誌（1880-1950）及博物館再現〉，接續且重新整理、詮釋余夢蝶的紀錄資料，並針對可能的復仇事件發生地進行現勘，同時也就台東地區布農族進行了近代史的系統化研究。
【圖1】新武呂溪上游的古老大社：霧鹿。（謝博剛拍攝，2021年）
【圖2】霧鹿事件事發地現址。（謝博剛拍攝，2022年）
【圖3】霧鹿駐在所遺存南無阿彌陀佛碑。（謝博剛拍攝，2020年）
【圖4】霧鹿事件後反擊發生地。（謝博剛拍攝，2020年）
參考文獻：
- 臺灣總督府警察本署編，《理蕃志稿》第二卷，台北：臺灣總督府警務局，1921年。本書有中譯本。陳金田、宋建和譯，《日據時期原住民行政志稿．第二卷》（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97年）。
- 余夢蝶，〈霧鹿部落日據時代族人遭屠殺事件整理記錄〉，收於國立政治大學原住民研究中心，《八十九年度原住民自助文化研究計畫成果報告書》（台北：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2001年），頁114-143。
- 楊淑媛，〈過去如何被記憶與經驗：以霧鹿布農人為例的研究〉，《台灣人類學刊》第1期第2卷（2003年12月），頁83-114。
- 楊淑媛，〈歷史與記憶之間：從大關山事件談起〉，《台大文史哲學報》第59期（2003年11月），頁31-64。
- 謝博剛，〈中介著的視點：卑南溪流域布農族地區近代社會影像誌（1880-1950）及博物館再現〉（台北：國立台灣大學人類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2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