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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 M
    太魯閣族還我土地運動
  • I
    太魯閣族euda ’brnahi mgay ka dxgal mu’ Truku
  • H
    太魯閣族 Thai-lû-kok-chhu̍k
    還我土地 vàn-ngài-thú-thi
    運動 yun-thung
  • T
    太魯閣族 Thài-lóo-kok-tso̍k
    hîng
    guá
    土地 thóo-tē
    運動 ūn-tōng
  • J
    タロコ族 ぞく
    土地返還運動 とちへんかんうんどう
族別
  • 12U 太魯閣族 Taroko / Truku
分類
撰寫者

太魯閣族還我土地運動


事件背景

  太魯閣國家公園於1986年(民國75年)正式成立,其範圍涵蓋花蓮縣秀林鄉、南投縣仁愛鄉、台中市和平區的山區,是台灣國家公園體系中占地面積最大的公園之一。然而,國家公園的設立對當地太魯閣族的傳統生活方式與文化空間造成了顯著的影響,包括土地耕作空間的縮減、祭儀活動的受限、日常生活環境的改變,進而成為衝突的主要起因。

  太魯閣族人在國家公園的劃設過程中一無所知,認為這是對祖靈的褻瀆,也觸及了其生存權的核心問題。此一情況引發了當地居民普遍的不滿,並透過部落內的交流與討論逐步累積情緒,最終轉化為針對國家公園的抗爭行動。

事件所涉及民族及部落

  本次運動主要涉及太魯閣族,特別是居住於花蓮縣秀林鄉的富世、崇德、秀林等3個村的居民。1988年(民國77年),花蓮縣秀林鄉民代表大會通過決議,發表共同聲明,譴責太魯閣國家公園未能尊重原住民應有權利。隨後,1990年(民國79年)10月,來自上述3個村的居民聯署表達抗議,要求國家公園管理單位正視當地原住民族的訴求。

  1993年(民國82年)4月,太魯閣族超過50名成員完成修改《國家公園法》請願書的簽署,並召開公聽會,呼籲修法以保障原住民在園區內的狩獵權。此後,1994年(民國83年)10月,秀林鄉有超過半數的鄉民代表,連同約2,000名太魯閣族人,共同發起以「反壓迫、爭生存、還我土地」為訴求的抗議活動,並前往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進行集體行動,以爭取其土地與生存權利。

事件始末

  1994年(民國83年)的「反壓迫、爭生存、還我土地運動」是太魯閣族人對抗土地徵收不公與國家政策矛盾的一次大規模抗爭。此事件的導火線起於秀林鄉富世村同禮社區的一宗土地申請爭議。當地一位族人在申請於自家耕地建造工寮時,意外得知該地早於6年前在未經耕作者同意的情況下,被秀林鄉公所轉讓予太魯閣國家公園進行徵收。此事迅速引發部落內的關注,並揭露了其他多起類似的土地徵收案件,顯示出徵收過程中缺乏資訊透明與正當程序的問題。

  消息傳開後,秀林鄉各村族人紛紛向鄉代表會陳情,表達對土地權益被侵害的不滿。經過短短一個月的組織動員,這場抗爭迅速凝聚了上千名族人參與。此次運動的成功動員可歸因於4個主要因素:首先,長期累積的土地爭議與文化衝突使族人情緒高漲,找到宣洩的機會;其次,抗爭組織結構明確,由選舉團體的幹部負責協調與策劃;再次,鄉民代表的參與賦予運動一定的政治正當性與影響力;最後,基督教與天主教的宗教力量透過教會系統有效傳播理念,強化族群內部的凝聚力。

  1994年(民國83年)10月27日清晨,來自秀林鄉各村的約兩千名太魯閣族人頭綁黃布條,手持「爭生存、反侵略、還我土地」的訴求標語,集結於富世村活動中心及附近警察派出所前。他們以合唱母語歌謠、跳傳統舞蹈的方式展現文化特性,隨後沿蘇花公路遊行至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遊行隊伍一路高呼口號並唱族語歌謠,凸顯對於土地與文化的堅守與訴求。

  國家公園管理處早已設置鐵絲網試圖阻止抗議群眾進入辦公區域,但無法消弭族人高漲的情緒。在長時間的對峙後,族人代表被允許進入管理處與處長展開對話。最終,國家公園管理處退讓,處長當場同意部分訴求,允諾在政策上進行調整,族人逐漸散去,抗爭告一段落。

事件結果與後續影響

  1994年(民國83年)的「太魯閣族還我土地運動」是太魯閣族人對國家政策發起的集體抗爭行動,抗爭的訴求能量促使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重新審視其政策內容,並在後續的管理計畫中納入諮詢與共管的概念,初步展現對地方文化與土地權益的部分尊重。更為重要的是,此次事件在太魯閣族群內部深化了文化復振與權利意識,為台灣原住民族抗爭史留下了深遠影響與重要啟示。

  太魯閣族人的抗爭行動結束後,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逐步與太魯閣族建立更緊密的互動關係。自2001年(民國90年)起,雙方的溝通渠道逐漸增多。直到2003年(民國92年)3月,太魯閣國家公園正式運作「原住民文化諮詢委員會」,該委員會成為國家公園管理處與當地太魯閣族之間的重要協商平台。諮詢機制旨在促進地方族群的參與,並在國家公園政策中融入對原住民族文化與傳統習俗的考量。儘管「原住民文化諮詢委員會」在國家公園與原住民族互動史上具有開創性意義,其實際運作仍面臨一定挑戰。此一諮詢委員會在族群內部的代表性受到人數限制的影響,導致無法完全涵蓋太魯閣族多元的聲音與立場。此外,該機制的設立雖然展現了國家機構在政策層面試圖回應地方族群的現實訴求,而如何平衡國家政策與地方需求的課題,確有需要持續予以關注與檢視。

【圖1】1994年(民國83年)的「太魯閣族還我土地運動」是太魯閣族人對國家政策發起的集體抗爭行動,其後迄今,太魯閣族人與國家公園之間依舊發生斷續性的衝突。圖為2016年(民國105年)7月30日,甫上任總統之蔡英文在向原住民道歉前二日,近千名太魯閣族人集結於凱道向總統大聲訴求「還我狩獵權」。(Tunux Wasi提供)

【圖2】太魯閣族人迄今仍持續抗爭國家公園對部落生活造成的改變和影響,圖為2016年(民國105年)7月30日,太魯閣族的獵人手握獵槍,集結於總統府廣場前,針對太魯閣國家公園發起「還我狩獵權」抗爭行動。(Tunux Wasi提供)

參考文獻:
  • 旮日羿.吉宏,《太魯閣學:太魯閣族民族知識暨自治研究成果報告書》,秀林鄉公所委託研究計畫,2023年6月。
  • 曾華璧,〈國家政策與區域開發關係之研究:以花蓮「太魯閣國家公園」為探討的樞軸〉,《東台灣研究》第7期(2002年12月),頁67-102。
  • 張家銘,〈府際治理與地方發展──以太魯閣國家公園治理為例〉,《府際關係研究通訊》第13期(2012年9月),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