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論
大分事件（又稱ターホン駐在所ノ蕃害、ターホン事件、花蓮港廳高山蕃事件），普遍認為是布農族於日本時代最大規模的反抗事件，並被認定為原住民族重大歷史事件之一。事件發生於今花蓮縣卓溪鄉拉庫拉庫溪上游的大分駐在所，此地為布農族郡群自南投東遷後的重要據點，也是再次向南方遷徙的發祥地，事件觸發的遠因與東台灣的經濟開發政策有關，因沿山地帶樟腦開發湧入外族，摩擦衝突日增，加之鄰近的台東廳在霧鹿事件（1914）後局勢不穩，加諸槍械沒收政策、貿易管制取締影響，由大分總頭目Aziman Sikin率領於1915年（大正4年）5月17日向拉庫拉庫溪流域最大日警據點ターホン駐在所（Ta-tahun，大分）發動強襲，隨後亦組織數場於八通關沿線進行的小規模突襲戰事迫使日方撤出，直至1919年（大正8年）才藉開闢八通關越警備道路重回本區，以更嚴密的軍警監督系統，建立地方治理。
所涉民族
本事件事發於花蓮秀姑巒溪上游拉庫拉庫溪的大分地區，是以布農族郡群為主的領域範圍，參與者主要來自大分社（Ta-tahun）及周邊部落族人；另有台東廳新武呂溪流域的布農族人參與。
事件背景
根據「花蓮港廳高山蕃事件」相關檔案記載，與拉庫拉庫溪布農族有關的一系列抗日事件，遠因來自樟腦開採。1904年（明治37年）日商賀田組取得花蓮港廳樟腦經營權，陸續於山麓建立腦寮煉腦，1906年（明治39年）起包括璞石閣（今花蓮縣玉里鎮）在內各地腦寮開始發生遭襲事件，警方搜查與反擊更促使原住民族與國家關係愈趨緊張。1908年（明治41年）七腳川事件後日方將歸降七腳川人移住台東，使民族衝突越演越烈，最終導致1914年（大正3年）初的霧鹿事件，官方不同於過去舉辦酒宴協調談和的角色，佯稱贈禮和解卻直接對族人發動攻擊，讓雙方信任關係更遭到破壞。
同年，佐久間左馬太總督「五年理蕃事業計畫」結束，剩餘經費用於南部原住民族地區扣押沒收槍械作業，致使南台灣的排灣族、魯凱族地區掀起大規模「南蕃事件」，中央山脈兩側布農族地區也自12月起爆發一系列針對駐在所及腦寮等開發據點的襲擊事件。大分事件發生前數日，喀西帕南社領袖因抗拒收繳槍支命令而遭羈押虐待，促使喀西帕南事件發生，連帶短短數日內拉庫拉庫溪流域各地抗日事件蜂起，而鄰近於花東地區布農族（特別是郡群）在越過中央山脈後的祖源地莫庫拉藩地區（Maungzavan），規模最大的大分駐在所，成為對日本發動強襲的目標。
事件始末
依《理蕃誌稿 第四編》〈花蓮港廳高山蕃事件〉記載，大分駐在所自1915（大正4年）2月23日上午六點，當警手大脇為一郎與興梠豐次進行交班時，由警備所外柵欄埋伏者鎖定狙擊，擊中大脇警手前額，致當場死亡。同時襲擊隊伍自西南方20公尺高地處向據點射擊20餘發，全體警備員進入掩體交戰。居住於大分社的總頭目Aliman Sikin聽聞駐在所槍聲而前來喝止來犯，事後向日方交代此為台東廳摩天社（Bacingul，今台東縣海端鄉利稻村摩天境內）方面族人來襲。由於「蕃情不穩」，因此增派警備員與原住民壯丁擔任臨時警戒，此為拉庫拉庫溪一系列事件之先聲。
5月12日下午5點左右，喀西帕南駐在所遭遇襲擊，僅永森巡查得倖免，通報請求支援。15日上午，上百人組成之搜索隊由支廳出發前往中社駐在所，整合偵查情報。宇野英種搜索隊長於17日上午抵達中社，大隊伍則在當日抵達喀西帕南駐在所收拾善後，同時也接獲16日小川巡查往マシサン駐在所（Masisang，馬西桑，今花蓮縣卓溪鄉馬西桑境內）履任途中遭襲擊殺害的情報。
5月17日上午5點，駐在所遭遇襲擊，警部補田崎強四郎以下十餘員盡數陣亡。同時間更高海拔的タルナス駐在所（Talunas）也遭臺東廳方面族人襲擊，其警備員在當地族人掩護下向南投集集支廳的馬斯達崙社（Mas-talum）撤退；馬西桑駐在所警備員，也在馬西桑社頭目協助下，向アサンライガ駐在所（Asang Daingaz）撤退避難。到了各部落小米除草祭結束後，又有一連串襲擊行動發生，6月10日吉田警戒所遭襲、6月28日アサンライガ駐在所附近的岐部警戒所、7月2日同屬於アサンライガ駐在所管轄的笹栗駐在所也陸續遭Aliman Sikin等人襲擊。
6月29日，大魯納斯社（Talunas）、馬西桑社、納納托克社（Nanatuk）族人在日本人要求下，協助清理大分駐在所死亡警備員之遺骸與所屬物品。不過花東縱谷地帶的清水、公埔、卓溪山、萬人埔等地仍持續發生腦寮腦丁遭襲事件。
事件結果與後續影響
《理蕃誌稿 第四編》當中以「花蓮港廳高山蕃事件」作為一系列拉庫拉庫溪流域布農族抗日事件的總稱，由於大分駐在所是八通關線上最大型駐在所，鄰近地區也是布農族郡群重要大社，因此系列事件多以「大分事件」作為代稱。
經過接踵而來的各地襲擊通報後，日本人遂決議於台東廳與花蓮港廳間（自花蓮姑藥溪右岸至台東北絲鬮溪）共22日里（86.39公里），新建配備有通電鐵條網的警備線，1915年（大正4年）11月完工。1916年（大正5年）2月1日，花蓮港廳發布訓令，撤廢拉庫拉溪流域5處駐在所，並於山麓地區與台東廳以通電鐵絲網搭配密集的警察據點進行封鎖。1918年規劃開闢新的八通關警備線以橫斷山脈，翌年6月在軍警護衛下開始修築，直到1920年完成東段路線修築，新設置更密集的警察駐在所後，日警才得以重回拉庫拉庫溪流域山區。同時，雖然Dahu Ali與Aliman Sikin等事件領袖家族，於新警備線修築便前往高雄地區，但花蓮港廳與台東廳下的布農戰士，仍頻繁地突擊警備人員，是以繼八通關線後，又持續闢建南方的關山越警備線、內本鹿越警備線，以強勢軍警武力壓包圍居住生活於中央山脈高山間的布農族人。
相關文化資產
第一代大分駐在所於1911年（明治44年）設立，1915年（大正4年）事件後遭焚毀。1920年（大正9年）日方重建第二代大分駐在所，成為區域內重要的據點式駐在所，內含警備設施（如彈藥庫、武德殿）及日常生活空間（如俱樂部、豆腐小屋、木作工作坊等）。受集團移住政策影響，該駐在所於1944年（昭和19年）裁撤。戰後，部分布農族人曾返回並利用舊駐在所房舍，直至1992年（民國81年）因火災燒毀。
現今，大分駐在所遺址位於玉山國家公園內，仍留存「殉難諸士之碑」與「納靈之碑」，以及日本時代古道遺跡，惟尚非屬於文化資產身分，但與國定古蹟清八通關古道共同構成為具文化資產價值的歷史場域。
相關研究概況
楊南郡等人曾針對八通關越嶺道進行深入的系統研究，林一宏則細究台灣原住民族地區的駐在所建築，並完成八通關越道路的相關研究。傅琪貽（藤井志津枝）更受原住民族委員會「原住民族重大歷史事件」研究委託，著有《大分事件》專著。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