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論
托西佑社事件依日本官方檔案彙編《理蕃志稿 第5編》（1938）記載，為發生於1921（大正10年）5月24日至6月18日間的〈ターフン社凶蕃膺懲〉，是針對八通關道路開拓工程期間，仍不時襲擊築路工程隊的大分地區托西佑社（Tusiu）所發動的一起大規模祕密處決（臨機處分）事件，該社有23人遭殺害。事件發生後，造成大分事件領袖Aliman Sikin（阿里曼西肯）、Dahu Ali（拉荷阿雷）等「未歸順蕃」遠走高雄，故總督府於同年10月將警務局長川崎卓吉予以免職；新武呂溪流域的領袖強人Lamata Sinsin（拉馬達星星）也因「從弟」（堂弟或表弟）牽連本案遭戮，為復仇而與日本人保持長年敵對關係，形成區域長年不穩定的局勢。
所涉民族
本案所涉及民族，為花蓮拉庫拉庫溪流域的布農族人，以郡群為主。
事件背景
1915年（大正4年）歷經「花蓮港廳高山蕃事件」（包括喀西帕南、小川事件、大分事件、阿桑來戛事件等），原本的八通關駐在所遭廢除，日方自拉庫拉庫溪流域撤除，但仍以山麓警備線持續封鎖布農族人。1919年（大正8年）6月，八通關越警備線東段開工，日本軍警勢力重回拉庫拉庫溪範圍，上游的大分社領袖Dahu Ali及Aliman Sikin轉進高雄州荖濃溪上游的玉穗社（Tamahu，今高雄市桃源區境內），而托西佑社強人Aliman Bukun則堅守於自己的部落。依《理蕃誌稿第五編》〈ターフン社凶蕃膺懲〉記載，1920年（大正9年）10月間花蓮港廳玉里支廳下布農族人持續與台東廳的族人聯手，襲擊日警及其開發據點，日警自1920-1921年（大正9-10年）3月間組成特別搜索隊戒備，5月再要求台北州等地調派警力百人強化駐在所防禦工事，並計劃修築通往新武呂流域的新路，籲請陸軍玉里分遣隊支援，以求徹底鎮壓大分地區反抗的布農族人。
事件始末
上開陸軍玉里分遣隊於5月22日沿道路抵達大分，自24日午後開始向托西佑社實施砲擊，同時派遣納納托克社（Nanatuk）頭目前往招降。經過連夜威嚇砲擊，大分地區周邊12社頭目向日軍要求暫停砲擊，共同勸說托西佑社投降，族人願意歸還歷來事件取得的首級與槍枝。總督府警務局長川崎卓吉面對族人的善意，卻向花蓮港廳命令「徹底地進行膺懲」，方釀成此次慘案。
6月9日托西佑社頭目率壯丁29員至大分駐在所下方搜索隊營地，由玉里支廳長松尾氏接見，並要求其勸說大分事件領袖Aliman Sikin投降，隔日一行人前去高雄拜會，14日回到搜索隊營地復命失敗。16日中午，托西佑社族人被要求前往大分駐在所報到，向花蓮港廳廳長江口良三郎表明謝罪。根據日本文獻記載，布農族人突向日警發動攻擊，包括頭目Dahu Biung在內計23人被收押。17日上午，陸軍大分特遣隊在宮崎中隊長率領下，沿大分溪溯行搜索，沿線部落樹立日本國旗表明投降，午前抵達托西佑社破壞耕地、燒毀族人住家後撤離。18日凌晨，依日本官方檔案觀點宣稱收押族人意圖破壞看守所逃亡，而軍警執行集體處決。駐紮於大分的玉里分遣隊，則在12月25日返回駐地。
事件結果與後續影響
經過陸軍部隊6月17日對於托西佑社的破壞，以及凌晨對於扣押23人的祕密處決後，馬西桑社（Masisang）頭目Umas、大魯納斯社（Talunas）頭目Husung連袂前往搜索隊營地，方得知托西佑社受拘留族人已遭處決，族人則四處依親逃亡各地。事件發生後，造成大分事件領袖Aliman Sikin、Dahu Ali等「未歸順蕃」遠走高雄，10月警務局長川崎卓吉因此被免職；Lamata Sinsin也因從弟Dahu（達虎）在事件中被殺，為復仇而與日本人保持長年敵對關係，形成區域長年不穩定的局勢。
日本檔案後續重點為對大分事件領袖Aliman Sikin的動向情報搜集，八通關線也不時爆發針對警備員的襲擊事件。南方的新武呂溪流域，因日方由Tahami地區向新武呂溪上游延伸警備道路，漸有各種出草情報展現局勢不穩，同年10月發生第一次逢坂事件，Lamata Sinsin埋伏襲殺了原新次郎警部、備後一馬巡查部長。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