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關山事件

緒論

　　大關山事件（又稱檜谷事件）發生於1932年（昭和7年）9月19日，是日本時代中葉（1919-1937）一起台東新武呂溪流域布農族人襲擊日警事件，因為接續震驚國際的霧社事件（1930）後發生，曾引起關注。該案發生時期，關山越警備線甫於1931年（昭和6年）完工，可藉由本線溝通中央山脈東西兩側，沿線設置高密度的警察駐在所與砲台、教育所等據點，事件可視為對於日本治理系統的反擊，事件發生後針對領袖家族實施祕密處決，包括日本政府長期意欲掌握的指標級領袖Lamata Sinsin，其原根據地遭毀棄。大關山事件後，針對山區布農族人的集團移住政策實施加快，永久地改變了布農族人的傳統文化與生活。

所涉民族

　　此次事件涉及台東新武呂溪流域的布農族，特別是來自新武呂溪支流大崙溪最上游的伊哈諾班（Ihanupan，布農語意「獵場」）、坑頭社（Ikautu，位於今台東縣海端鄉霧鹿村境內）等地族人，其中Talum Suqluman屬布農族巒群族人，Lamata Sinsin家族則為郡群布農族人。

事件背景

　　1917年（大正6年）總督府所召開「南蕃協議會」，針對南部布農族人的管理處置，最終決議仍以警備線封鎖，取代大規模討伐，而自八通關、關山、內本鹿等地開闢橫斷中央山脈的警備道路，與南投、高雄等地相連形成對於布農族人的包圍圈，與本案相關的關山越警備線自1928（昭和3年）11月起，由霧鹿駐在所繼續開工，穿越新武呂溪上游利稻群社，並越過中央山脈，銜接高雄荖濃溪流域的西段路線。1931年（昭和6年）全線完工，新設駐在所、電話線、砲台，藉由以行之有年的槍械貸予、貿易、藥物操縱、教育所制度，使兩流域布農族人盡數納入日本統治網絡中，此為事件的結構性背景。

　　在日本的槍械扣押沒收政策管制下，仍有族人企圖以私下貿易或自行提煉火藥、盜竊駐在所水管等方式，進行自製槍械。其中坑頭社領袖Talum Suqluman因刻意毀損向日警借貸的新槍編號，改以舊槍返還遭警方懲罰；以及Lamata Sinsin為救病妻兒而購買硝石做法卻遭取締，形成2主要行動者與日方的衝突近因。

事件始末

　　1932年（昭和7年）9月19日下午3時，日警於中央山脈西側的大關山至檜谷駐在所（位於今高雄市桃源區梅山里）間進行例行電話線巡查時，突遭不明武裝人員襲擊，導致2名警察當場死亡，1人重傷。日警隨即通令關山越警備線全線進入「非常警戒」狀態，並透過布農族密探與足跡追蹤，認定襲擊者來自台東地區，復通報高雄州與台東廳主管機關。

　　依台東廳警務課長淺野義雄《大關山蕃害事件の顛末》（1933）事件報告記錄，當下齊聚於新武呂溪下游サクサク砲台（Saksak）籌備演習的高階警務人員，彙整近期區域治安事件，推估可能對象與事由。通令轄下「蕃人密偵」與警手至各地蒐集情報輿情，每整點回報對策本部；第二道命令則因應可能戰事，讓警務課、各支廳與岩灣開導所（監獄）警備員以20-50人編組為待命班，作為支援部隊。9月20日上午9點，由砲台向大崙溪流域稜線發砲射擊，繼之ブルブル砲台（Bulbul）也全線射擊，截至演習結束共射擊42發各級火砲，威嚇流域內的布農族人。

　　數日內警察機關以「坑頭社Talum Suqluman槍械調包事件」為重要的偵辦方向，寺澤芳一郎、小林正樹、金川又次郎等警察人員實際前往關山與海諾南山稜線等地，確認伊哈諾班、坑頭社和事發地點地緣關係。9月26日來自台北的警務局吉田警視與台東廳方面警察幹部，於ブルブル駐在所（Bulbul）進行中督導會議，確定要加速興建通往坑頭社的警備支線工程，更要儘速掌握偏遠的伊哈諾班地方。隔日，日警擬定了制壓計畫送總督府陳核。

　　10月11日由總督認可發布指令第2700號，制定「搜索計畫」，以エバコ駐在所（Ivavu，下馬，位於今台東縣海端鄉霧鹿村下馬部落）作為搜查隊本部，由小林正樹警部補與寺澤芳一郎警部補為兩分隊隊長，10月26日行動開始，第一目標是60日內完成支線道路；第二目標則是「解決」伊哈諾班。10月24日下午4點，Talum Suqluman等人為了證明自己的清白忽然來到エバコ駐在所報到，由小林正樹警部補帶到ブルブル駐在所（Bulbul）留置，再將他移送里壠支廳（今台東縣關山鎮）拘留。

　　12月16日寺澤芳一郎警部補得知Lamata Sinsin正在麻哈里宛社（Mahalivan，位於今台東縣海端鄉霧鹿村境內）Vilian家拜訪，答謝為其妻子舉行儀式治病的巫師。本為第一次逢坂事件（1921）身亡的原新次郎舊日部屬的寺澤芳一郎，判斷Lamata Sinsin一行人將如情報所云攻擊二見駐在所（位於今海端鄉霧鹿村境內），便率領突襲隊直往Mahalivan社逮補Lamata Sinsin等人。

　　12月16日深夜，Lamata Sinsin與其子Sasav、Subali遭移送到第二分隊駐屯地。12月17日上午9點當總督府派遣的搜查官，坂田警部與台東廳井手警部抵達後，進行筆錄調查，獲知他們曾與Talum前往大關山襲擊日警。當天午後，接獲針對伊哈諾班的總攻擊命令，翌日深夜3點，小林正樹警部補率其分隊襲向伊哈諾班地方，帶回Lamata Sinsin的二子Husung與三子Dahu，一行人同被送往里壠支廳拘留審訊。淺野義雄的報告裡，對於Lamata Sinsin與Talum Suqluman兩家族的最終，並未有一正式處置結果，僅籠統的稱其遭受最嚴厲的懲罰，事實上兩家族已遭日警於地點不詳處殺害；1933（昭和8年）1月7日，寺澤芳一郎警部補率隊按照原定第二目標，焚毀伊哈諾班社，住民強制遷出，永不得再居住於此。

事件結果與後續影響

　　自本案相關檔案顯示，1932年（昭和7年）大關山事件並未擴大成為跨域層級的戰役事件，顯示日本綿密的治理據點網絡已然掌控區域，反藉本案逮補殺害區域指標級的領袖人物。事件後雖在新武呂溪下游發生第二次逢坂事件，但已被視為零星的治安事件，而未能損及其統治基礎，集團移住政策持續發動，並陸續裁撤深山地區的駐在所單位。

相關文化資產

　　目前關於大關山事件尚未有正式登錄為文化資產身分之遺蹟。僅有台東縣海端鄉布農族文化館內設有當代建立的拉瑪達星星石像及碑文，以及高雄市桃源區的拉馬達星星紀念公園，然而上開地點並非事件發生地。實際事發地點如逮捕地點麻加里宛社（Mahalivan）、居留地點舊下馬部落、Talum領袖故居坑頭社（Ikautu）等，皆未設置紀念碑或標誌。

相關研究概況

　　本事件留有相關人士的回憶記載，可見2003年（民國92年）楊淑媛發表之〈過去如何被記憶與經驗：以霧鹿布農人為例的研究〉、〈歷史與記憶之間：從大關山事件談起〉，及2022年（民國111年）謝博剛博士論文〈中介著的視點：卑南溪流域布農族地區近代社會影像誌（1880-1950）及博物館再現〉。

【圖1】位於台東縣海端鄉布農族文化館的「拉瑪他星星紀念碑」。（Langus Lavalian拍攝，2025年）

【圖2】「拉瑪他星星紀念碑」碑文。（Langus Lavalian拍攝，2025年）

• 浅野義雄，《大關山蕃害事件の顛末》，出版項不詳，1933年。
• 瀨野尾寧，〈大關山事件始末〉，收於《臺灣山岳》第7期（1933年11年），頁35-49。
• 楊淑媛，〈過去如何被記憶與經驗：以霧鹿布農人為例的研究〉，收於《臺灣人類學刊》第1期卷2（2003年），頁83-114。
• 楊淑媛，〈歷史與記憶之間：從大關山事件談起〉，收於《臺大文史哲學報》第59期（2003年），頁31-64。
• 謝博剛，〈中介著的視點：卑南溪流域布農族地區近代社會影像誌（1880-1950）及博物館再現〉（台北：國立台灣大學人類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2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