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番契」一詞乃清代官方對平埔族契約文書的總稱，於臺灣民間則慣稱為「番仔契」。直至日治時期，明治38年（1905年）小川尚義〈蕃語文書の斷片〉與昭和5年（1930年）村上直次郎〈臺灣蕃語文書〉二文，則將「番契」稱為「蕃語文書」。不管「番契」或是稱為「蕃語文書」，就其內容而言，大都屬於田園宅地的買賣、典當、租賃、借貸等類之契約。就其社群分類而言，「蕃語文書」包括了「新港文書」、「卓猴文書」（廣義而言，「卓猴文書」亦可歸類於「新港文書」）、「蔴豆文書」、「大武壠文書」、「下淡水文書」、「茄藤文書」等平埔族羅馬字拼音文書。因此，「新港文書」只是「蕃語文書」之一種。就文字書寫的運用而言，「蕃語文書」書寫的文字形式共有三類，一是純漢字的單語文書，一是蕃漢對照的雙語文書，一是純蕃字（羅馬字）的單語文書。所以廣義的「蕃語文書」，也包括純漢字的單語文書。
「新港文書」一詞來自村上直次郎昭和8年（1933年）《新港文書》一書，該書所輯錄的「蕃語文書」有101紙，依村上的說法，當時尚有已發現的「蕃語文書」40紙未收錄於《新港文書》書內。
目前已發現的這類「番契」中，以純蕃字的「蔴豆文書」出現於康熙22年（1683年）為最早。不過，據蔡承維的研究與推測，他認為明鄭時期這22年間，南部平埔族中各類「蕃語文書」的使用，應該是曾出現過，但不為今人所見的原因，可能是因為年代久遠保存不易，也可能是因為所載內容為生活瑣事，故無保存久遠的必要，或者因為政權交替的衝擊，而失去保存的價值。這應是一個十分合理而可能的推測。年代最晚者為蕃漢雙語對照的「新港文書」，其出現年代為嘉慶23年（1818年）為最早。數量出現最多者是在乾隆時期。
對「蕃語文書」進行解讀，目前所知最早是1887年的英人E. Colborne. Baber，他利用兩紙雙語新港文書加以比對，解讀出11個單字。明治38年（1905年）小川尚義〈蕃語文書の斷片〉一文，解讀出新港社人的家名與其配對漢姓間的對應關係。昭和8年（1933年）村上直次郎《新港文書》一書，該書收錄新港社人的百家姓番漢語對照表。為後人研究與解讀，奠下基礎。戰後，宋文薰、翁佳音、李壬癸、溫振華、王世慶等學者，對於「蕃語文書」的研究與解析，均獲得進一步之學術成果。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