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國時代的番界
「隘」就是隘防，有時也會被利用於聚落或道路的盜賊防禦，其方式透過哨站、隘寮（銃櫃）與警戒人員即可達成，較複雜設施則透過磚造、夯土城牆與城樓。清國在台灣設有「番界」，即國家與原住民族之邊界，按不同年代可稱為土牛紅線、藍線、紫線等，其線位置即「番界」，是外人、團體、乃至於國家，用以區隔「原住民」與「平地人」之界線，有時用山川等自然區界，若無自然區界，則以人工方式，透過立碑、豎界或挖深溝渠為界線，因此殘留一些「民番界碑」，官方雇用的守備人員為「隘勇」，民間稱為「隘丁」，光緒年間，巡撫劉銘傳廢除私隘，仿照軍隊設置，用「勇營」制度取代，通稱「裁隘置營」。
日本時代的隘勇線
日本時代初期，因勇營裁撤，沿山地帶隘防消失，已開墾土地相繼荒蕪，被稱為「生蕃奪卻地」，但事實上其土地原所屬權其實是原住民族。日本時代初因為沒有官設隘勇的保護，造成許多地區的墾戶（墾號）與私隘又再度興起，不過墾戶數量、隘墾的規模與隘防的強度，都遠不及以往。1902年（明治35年），南庄事件發生後，總督府將隘勇線放置於警察制度之下。1904年（明治37年）7月，總督府以訓令第120號制定〈隘勇線設置規程〉，作為隘勇線設置的基本規範。
隘勇線等級與人員配置
日本時代初期受限於僅存隘線工程、警備人員、經費多寡等因素，再加上各廳的隘勇線工程也並未統一，隘線工程或多或少有些許差異。主要施設工程包括：隘勇線、寮舍（如：隘勇監督所、隘勇監督分遣所、隘寮）、隘路、砲台、鐵絲網（包含通電與不通電）、小型發電廠及電話線等。日本時代的隘勇線被分為三等，一等：每2日里監督所1所，每1日里（約3.9公里）分遣所6所、隘寮12所。二等：每2日里監督所1所，每1日里（約3.9公里）分遣所4所、隘寮8所。三等：不設置隘寮，每2-4日里（約7.9-15.7公里）監督所1所，分遣所每1日里4所。在隘寮配置2-4名隘勇，隘寮4-5所內設置1處隘勇分遣所與配置巡查或巡查補，連接這些分遣所4-5所，駐紮警部或警部補與若干巡查之處，則稱為隘勇監督所。在監督所內必要時配置醫師，除所屬巡查及隘勇之外，又特別增加設置、作為補缺及其他應援之用。
「隘勇線」上有警部、警部補、巡查、巡查補，其組織像軍隊一樣，順序指揮與監督，隘勇則像卒兵一樣。當隘勇線新設置時，雖然有其他的職工與工人的施工，但平時隘寮、隘路、橋梁的修繕，射界的清掃及地雷埋設，鐵絲網、電話線的架設和修補與監視等，都屬於警備員「隘勇」的任務，因此這些行動像是步兵兼工兵，又部分兼砲兵。
隘勇線政策
依照鄭安睎研究，隘勇線政策有下列分期：一、官民隘並存與隘線退縮時期（1895-1901）。二、小規模整理、恢復清末隘線與納入警察管理時期（1902-1903）。三、大規模隘勇線推進與包圍原住民聚落時期（1904-1909）。四、軍警聯合討伐與隘勇線深入蕃界時期（1910-1914）。五、後隘勇線推進時期（1915-1917）。六、理蕃道路取代隘勇線時期（1918-1926）。其中第三期又可分為2階段：大規模隘勇線推進（1904-1906）、包圍原住民聚落時期（1907-1909）。第五期開始，隘勇線逐漸轉型之外，此期也將隘勇線改稱為「警戒線」，監督所改為「警戒所」，亦漸漸把隘寮裁撤，1917年（大正6年）以後，皆無設置隘寮。隘勇線制度在1916-1917年（大正5-6年）起，隨著「蕃情」逐漸平穩，漸次裁撤各處隘勇線，一直要到1926年（大正15年）2月，正式併入正規的理蕃事業之中。
目前全台灣共有10個縣市曾有日本時代的隘勇線遺跡，包括：新北、桃園、新竹、苗栗、台中、南投、宜蘭、花蓮、台東、高雄等縣市。曾被隘勇線政策影響的原住民族則有泰雅族、賽德克族、太魯閣族、賽夏族、布農族、阿美族、魯凱族，其中鄒族與排灣族領域內並無隘勇線推進，而日本時代的「隘勇線推進」政策實則為清國「番界」政策的延續，用以解決與處理國家與原住民族的土地問題。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