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19世紀文獻中的槍枝使用
槍是原住民狩獵使用的工具，使用的時間大概在近兩、三百年。台灣原住民何時接觸到槍枝？其確切年代難以查考，目前所知最早的文獻記載，是在1582年時，有艘帆船從澳門航往日本，在台灣海域發生船難，倖存者將火繩槍（matchlock）帶上岸邊，據同船的葡萄牙耶穌會士皮列士（Francisco Pirez）描述，船難人員曾在數十個武裝的台灣原住民面前，展示歐洲人的火繩槍，並朝著木棒射擊，再將有個彈孔的木棒給原住民看，據說原住民變得害怕，將手指塞進嘴裡。
1626年5月初，西班牙遠征軍到達雞籠（基隆）時，當地的住民受到火繩槍的驚嚇，逃離聚落，顯示當時雞籠的原住民尚對槍感到畏懼。荷蘭東印度公司亦描述台灣東部的原住民見到荷蘭人置於肩上的「棍棒」能置人於死，感到難以置信，而求和歸順。17世紀許多外人來到台灣，槍枝應於此時流入原住民社會。
18世紀初，文獻中明確記載原住民擁有槍枝，如1710年代《諸羅縣志》記載台灣的原住民平日㩦帶弓箭、鏢鎗，亦私下購買「鹿銃」，1720年《臺海使槎錄》記載屏東山區的原住民至平地交易，看見鐵及鉛子、火藥，都會儘量購買，作為捕鹿工具。官方亦發現此時期平地漢人帶著鹽、鐵、火藥等物，賣與山區原住民，可能也教導原住民使用「鳥鎗」。
到了18世紀後期，大將軍福康安因林爽文事件來台平亂，他提到「熟番」打獵、捕鹿使用鏢鎗、鳥銃、竹箭，而岸裡社隨著清軍作戰，善於使用鳥銃。其後官方實施番屯制，屯兵亦使用鳥鎗。顯示18世紀時，台灣各地原住民已熟悉使用槍枝。
【圖1】19世紀埔里地區持火繩槍的原住民。
19世紀原住民使用的槍枝種類
槍枝是利用火藥爆炸之力量，將彈丸推出，射向標的物，因此其製造與使用涉及三個重點，分別是點燃火藥的火繩（或底火）、推進彈丸的火藥、擊出的彈丸。18世紀以來，原住民主要使用鳥槍（火繩槍）為主。火繩槍的結構簡單，即前膛裝彈、火繩槍機裝置、單發、滑膛(即槍管內無膛線) 。這類火繩槍容易製造、修理，火藥、彈丸取得不難，故能長期在台流行。對原住民而言，由於槍枝用途主要是平日打獵，火繩槍即能符合原住民的需求，而不須追求快速的擊發、裝彈。
19世紀時，台灣民間不論是漢人、原住民均持有槍枝，1870年英國攝影師湯姆生（John Thomson, 1837-1921）進入台灣南部六龜、荖濃一帶；他在原住民部落內，見到幾乎每一家屋內都掛著火繩槍。而當他們一行人接近所謂的「生番」領域時，他描述隨行平埔原住民備戰的情形：他們身上帶著鹿角做的火藥筒，掛在頸上；火繩捲在竹盤上，圈繞於左手臂。他們使用英國的火藥，這些火藥得自漢人。在行進時，他們點燃火藥，並保持安靜，防備敵人的攻擊。
到了19世紀下半葉，隨著台灣開港，歐洲各種新舊槍枝先後流入台灣，原住民透過與漢人交易，亦取得成槍枝、火藥。此時期原住民社會裡出現多種型式的槍枝，如燧發槍（flintlock），以燧石撞擊，產生火星點燃火藥；銅帽擊發槍（caplock），撞擊銅帽，點燃火藥；毛瑟槍（Mauser bolt type），使用栓式槍機，後膛裝彈，使用的子彈已結合底火、推進火藥與彈頭；以及當時最新式的溫徹斯特連發槍（Winchester repeating rifle）。日本統治台灣後，隨著各地原住民逐漸歸順，官方開始管制槍枝，1895-1928年（明治28-昭和3年）間，台灣總督府在原住民社會收繳了31,579枝槍。
【圖2】持溫徹斯特槍的太魯閣族人。（資料來源：《世紀容顏──百年前的臺灣原住民圖像》，頁85）
槍枝與原住民的關係
槍枝的出現，並沒有改變原住民的戰鬥文化，而是取代了長槍與弓箭，與原有的刀搭配。槍枝亦整合於原住民的儀式裡，成為某種文化象徵物。例如泰雅族敵對部落談和時，槍械、彈藥可以作為賠償品；在舉行談和儀式時，可以埋石或交換槍、彈來立誓。在排灣族的木雕作品中，可見到槍枝成為象徵符號，刻劃在木雕作品中，融入到原有的建築景觀裡。至今，槍枝的使用已屬原住民傳統的狩獵文化。
【圖3】泰雅族人持栓式槍機的槍枝。（資料來源：《世紀容顏──百年前的臺灣原住民圖像》，頁16）
【圖4】排灣族古樓社頭目衣服上的持槍人物圖案。（資料來源：《台灣原住民族映像：淺井惠倫教授攝影集》，頁119。）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