鹿野忠雄於1906年（明治39年）出生於東京。自小學時期便熱衷於昆蟲採集，甚至曾將新物種的記載發表於學術期刊。就讀舊制中學期間，他結識了日後主持九州大學昆蟲學教室的昆蟲學家江崎梯三，並得以親眼見識海外的昆蟲標本。深受日本列島所未見之昆蟲所吸引，鹿野報考了甫創立的舊制台北高等學校，自此展開在台灣的求學生涯。
在台北高等學校就讀期間，鹿野的興趣不僅止於昆蟲，更擴及動物整體，致力於對台灣動物群進行全面性的考察。1926年（昭和元年），他開始對次高山（今雪山）展開調查，此舉奠定了鹿野前半生研究的基礎。與此同時，他也著手進行台灣山岳地形及山區原住民族的調查研究。
自1927年（昭和2年）起，鹿野開始在紅頭嶼（今蘭嶼）從事調查。這座島嶼不僅是達悟族的居住地，孕育了獨特的海洋文化與島嶼文化，其動植物群落亦與台灣本島大相徑庭。因此，紅頭嶼成為鹿野同步推進民族學與生物地理學研究的重要據點。在後來分六期刊載於日本學術期刊《地理學評論》的〈關於紅頭嶼生物地理學的諸問題〉一文中，作者透過對紅頭嶼及火燒島（綠島）動物群的詳細考察，實證性地修正了將生物群系劃分為澳洲區與亞洲區的華萊士線及梅里爾線。
自台北高等學校畢業後，鹿野於1930年（昭和5年）進入東京帝國大學地理學科就讀。在學期間，他橫跨生物學、地形學、民族學三大領域從事研究。當時地理學科所在的東京大學理學部二號館，與動物學、植物學、人類學等生物相關學科同處一棟建築，對鹿野而言，這無疑提供了得天獨厚的跨學科研究環境。大學畢業後，他雖進入研究所繼續深造，卻以研究生身分受聘於總督府警務局理蕃課及警務局，並由此專注投入台灣的調查研究工作。
對鹿野研究所時期的調查研究影響深遠的，是實業家澀澤榮一之孫、曾任日本銀行總裁及大藏大臣的澀澤敬三。澀澤敬三雖以經濟界人士著稱，卻對民俗學及物質文化研究懷有濃厚興趣，並親身投入鄉土玩具與漁具的研究。他與志同道合的夥伴共同創設了名為「阿提克博物館」（Attic Museum）的私立博物館，專門管理與展示所蒐集的文物。該博物館的館藏後來由日本民族學會附屬博物館（即今日的國立民族學博物館）所承繼。敬三同時創立了名為「阿提克同人」的研究者組織，並對聚集於此的研究者提供調查資助。約於1936年（昭和11年），鹿野與敬三相識，在獲得研究支援的同時，展開了原住民族物質文化資料的蒐集及影像記錄工作。其中最廣為人知的，是針對南部（今屏東縣）排灣族所進行的調查—他與同屬「阿提克同人」的小川徹、宮本響太郎合作進行文物蒐集，並攝製了紀錄片《排灣》。這批民族學資料現大部分典藏於國立民族學博物館，影像資料則由神奈川大學常民研究所保存。此外，在紅頭嶼持續累積的調查成果，後來促成了與瀨川孝吉合著之攝影民族誌的出版。
1941年（昭和16年），鹿野憑藉論文《次高山彙に於ける動物地理学的研究》，獲得京都帝國大學動物學博士學位。該論文指出台灣高山地帶至今仍保有冰河時期的遺存物種，並論述了從中國大陸北部延伸至台灣的動物群落之歷史關聯。為驗證此論點，鹿野積極進行動物標本的採集，而在這一過程中給予他莫大協助的，正是各地的原住民族。著作《山と雲と蕃人と—臺灣高山行—》中，對當時的情景有詳盡的記述。
1942年（昭和17年），鹿野以陸軍囑託身分前往菲律賓。1944年（昭和19年），奉軍部之命赴北婆羅洲（今馬來西亞沙巴州）進行調查，此後便音訊全無、下落不明。關於鹿野的生平，山崎柄根曾撰有一部精采的傳記。
鹿野對台灣的關注雖涉及諸多面向，然而尤須重視的，是其研究與生物學、考古學及民族學之間的深刻關聯。可以認為，鹿野所關注的核心問題，在於台灣人類群體的形成過程，以及作為人類群體生活基礎的台灣自然史。他試圖闡明的，是在與其他地區的互動關係中動態演變的台灣人類史；而為了探究支撐這一歷史的自然環境（包含自然史），他因而持續不懈地投身於野外調查。
在鹿野集其學術成就之大成的《東南亜細亜民族学先史学研究》上卷中，他對自身的研究課題有如下闡述：「種族乃至民族所具有的本質淵源久遠，僅憑當代觀察往往不足，必須結合史前時代的研究方能臻於完備。換言之，至少就東南亞地區而言，從此一觀點來看，民族學與史前學，不過是為了探究種族乃至民族的淵源與現狀，而朝向彼岸所作出的種種努力之一環。」歷史上雖無「如果」一說，但倘若鹿野當時歸國並繼續進行研究，二戰後的學術史或許便會呈現出截然不同的篇章。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