鳥居龍藏
鳥居龍藏（1870–1953）是日本人類學黎明期以田野調查為基礎，透過實證研究推動綜合人類學發展的先驅學者。其研究足跡遍及台灣、中國西南、中國東北（滿洲）、蒙古、西伯利亞東部、薩哈林（樺太）、千島群島，乃至南美洲的秘魯。鳥居的研究視野涵蓋民族學、考古學、體質人類學及物質文化研究等領域，其學術態度促使日本人類學從理論與知識先行、源自輸入的學問，轉變為立足於田野調查的經驗科學之契機。
鳥居生於德島的菸草批發商家庭，自幼親近學問，因早慧特質難以適應小學環境而中途輟學，遂以自學方式鑽研日本古典、數學及外語。鳥居加入甫成立的東京人類學會，早年便於學會期刊發表論文。藉此契機結識東京帝國大學人類學教室主任坪井正五郎。坪井勸其赴東京深造，鳥居遂舉家遷居東京。1893年擔任人類學教室標本整理員，正式展開大學研究生涯。1921年取得文學博士學位，翌年晉升東京帝國大學助教授。其後歷任、國學院大學教授、上智大學教授，1939年以燕京大學・哈佛燕京研究所「客座」教授身分赴北京繼續研究。二戰結束後仍留居中國數年，1951年返日，1953年於東京逝世。
鳥居不僅以日語發表研究成果，更以法語等外語進行學術交流，因而廣為歐洲學界所知。1920年獲法國學士院授予「公共教育勳章」（Officier de l'Instruction publique）。
台灣調查概要
鳥居首度海外調查雖始於1895年的遼東半島，但真正累積田野工作經驗的關鍵場域實為台灣。換言之，台灣可謂孕育了田野工作者鳥居龍藏。
雖常依其自傳《一位老學徒的手記》（1953年）將鳥居的台灣調查限縮為四次，但實際上包含：第一次調查（1896年8月～12月）、第二次調查（1897年10月～1898年1月）、第三次調查（1898年10月～12月）、第四次調查（1900年1月～10月）、第五次調查（1910年12月～1911年2月）。
首次調查於台北完成圓山貝塚考察後，轉往花蓮，自此南下至知本，沿東海岸一帶主要調查阿美族與卑南族。其後再度北上，調查泰雅族與布農族。第二次調查先於台北淡水近郊探勘石器時代遺跡及圓山貝塚，繼而赴紅頭嶼（現蘭嶼）調查雅美（達悟）族。第三次調查自車城、恆春進入牡丹社考察排灣族，再至知本主山的大南社研究魯凱族，其後轉往台東登陸火燒島（綠島）。第四次調查時森丑之助隨行。鳥居自基隆進入台北後，與田代安定會面，隨即前往澎湖群島。其後自台南經高雄、鳳山、屏東、水底寮，於力力社進行排灣族調查。其後在進行鄒族調查期間，成功登頂阿里山與新高山（玉山），更毅然橫越中央山脈，也對布農族、泰雅族、邵族、平埔族等族群進行了調查。鳥居透過這四次調查，將台灣原住民族歸類為九族。此分類體系與伊能嘉矩所劃分的「雅美」及「平埔族」（不含賽夏族）相符，對後續原住民族群體的分類產生深遠影響。第五次調查於1910年12月抵達台灣，從桃園出發，經角板山抵達宜蘭，之後又沿原路折返，從宜蘭經角板山返回桃園，繼而造訪西部的新竹與苗栗。第五次調查成果幾乎未見於論文等文獻記載。
跨領域研究方法—體質資料、影像紀錄、典藏標本、田野筆記
若要概括鳥居研究方法的特色，首推「卓越的跨領域性」。此特質對推動綜合人類學研究實屬必要。更值得稱道的是，鳥居將跨領域方法積極導入田野調查，展現出開創性的研究精神。就確立此研究方法而言，台灣調查具有極其重要的歷史意義。
為提升身体量測效率，鳥居事先印製整合測量項目與觀察要點的標準作業流程表投入調查。同時為在海外有限時機與期間內加速研究進度，更攜帶照相機進行調查。此舉使他得以透過攝影記錄大量現場實況，其效率遠勝當時主流的素描記錄方式。此舉堪稱劃時代嘗試，將聚落景觀、生活技藝、身体特徵等轉化為視覺資料。然而當時相機採用玻璃乾板曝光技術，攜帶數十片每片重達80公克的玻璃板移動，其辛苦可想而知。此外，他亦將能更真實體會調查地生活實況的器具與衣物，作為收藏品逐一蒐集。
串聯這些研究資料的關鍵，正是鳥居留存的田野筆記。從被譽為日本首部民族誌的《紅頭嶼土俗調查報告》等專著，到眾多論文與隨筆，鳥居皆透過文字記錄台灣調查所得的洞見。這些著作的根基，正是現存於德島縣立鳥居龍藏紀念博物館、並已數位公開的田野筆記。
這些田野筆記不僅詳實記錄了鳥居的調查足跡，更記載了形質數據、攝影紀錄及標本資料等資訊，構成了能串聯各類資料的珍貴「基礎數據群」。
台灣調查的意義—鳥居的時代與今日
鳥居透過台灣調查所累積的實證性洞見，與日本人起源的模型建構密切相關。鳥居認為日本人並非單一民族存在，而是由多重系統層疊形成的產物。其構思的模型指出，日本人起源涉及三大族群：對應愛努人或繩文人的原住集體、自東北亞渡來的族群，以及來自南方的「印度尼西亞」。由於「印度尼西亞」遷徙路徑涵蓋台灣，鳥居自然也關注台灣原住民族的起源問題。這份問題意識促使他展開研究，包括探討尼格利陀人（Negrito）關聯性的論述，以及對中國西南地區的田野調查。鳥居將台灣視為人類史廊道的視角，堪稱是對當時單線進化論的劃時代相對化嘗試。
鳥居龍藏於台灣及亞洲各地蒐集的研究資料，長期被定位為日本人類學的經典遺產。然而近年，這些資料正從過往的學術史遺物，逐步被重新定義為當代進行中的研究資源。不僅日本研究者，更與調查地台灣的研究者、博物館相關人士，以及資料來源社群的原住民共同分享、重新審視資料資訊，並建立起共同構建研究問題的新型態研究模式。
鳥居的研究與日本殖民統治存在密不可分的關聯。其調查活動與統治初期台灣知識蒐集政策相互呼應，更承載著當時的進化論視角。鳥居的學術成就既是純粹的學術探索，同時亦嵌入支撐殖民統治的知識建構過程。然而，鳥居龍藏研究資料的當代意義，絕非在於為過往學說正名。其現代意義更在於透過批判性與協作性的重新解讀，將殖民時期產生的龐大原始資料轉化為橫跨人類學、歷史學與博物館學的新型研究基礎。
【圖1】鳥居龍蔵5次台灣調查路線圖。（資料來源：野林厚志提供）
參考文獻：- 鳥居龍蔵，『鳥居龍蔵全集』（全13卷），東京：朝日新聞社，1975-1977年。
- 徳島県立鳥居龍蔵記念博物館、鳥居龍蔵を語る会（編），『鳥居龍蔵の学問と世界』，京都：思文閣，2020年。
- 徳島県立鳥居龍蔵記念博物館，「鳥居龍蔵の生涯」（年表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