臨時台灣舊慣調查會蕃族科
概述
「臨時台灣舊慣調查會蕃族科」為日本時代專事台灣原住民語言及各項生活習慣調查的單位之一，成立於1909年（明治42年）4月，會址初設於台北小南門外的製藥所樓上，除專職的補助委員外，還聘請人類學家與無給職的山地警察與公學校教師多人協助調查。該單位在1919年（大正8年）由蕃族調查會接手後，總共出版《蕃族調查報告書》8冊、《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8冊、《台灣番族慣習研究》8冊，及由約聘人員森丑之助（1877-1926）所編纂之《台灣番族志》1冊與《台灣番族圖譜》2冊，共計27冊。此等調查報告不僅是台灣原住民生活實態之描繪，更是解析其歷史、語言及文化之重要素材。
「蕃族科」之設立
日本時代台灣總督府為瞭解台人例規慣習，並發達產業經濟，做為台灣特別立法之依據，遂於1901年（明治34年）成立「臨時台灣舊慣調查會」，初始僅設第一部「法制部」與第二部「經濟部」，法制部再分設第一科「法制科」與第二科「行政科」，1905年（明治38年）因經濟部事業告一段落，又將其剩餘業務轉移至第一部，並增設第三科「經濟科」。隨著調查的更加深入，實地調查與文獻徵集也暫告結束之際，調查人員發現台灣原住民的風俗習慣與漢人多有差異，有再進一步詳查之必要。此外，舊慣調查會的部長岡松參太郎在德國柏林造訪留學時的恩師柯樂（Josef Kohler）教授時，得知歐美在少數民族的研究已是名家輩出，然而日本卻未有一人進行研究，因此也認同「蕃族科」的設立。再則，明治、大正之際正是第五任台灣總督佐久間左馬太第二次五年「理蕃」事業（1910-1914）風起雲湧之時，原住民調查工作被視為重點項目之一，總督府不但新增「調查課」展開原住民地界之測量、製圖、編修與調查等工作，還進行蕃地台帳的整理工作，並嚴格要求調查人員實地精確勘查。是故，舊慣調查會遂於1909年（明治42年）在第一部法制部下增設第四科「蕃族科」，配合總督府政策，借國家之力進行學術研究統合之實。
人員組織
「蕃族科」設立之初，部長岡松參太郎對此領域並不熱衷，認為此乃人類學的調查，與法學者所擔當之差異甚大。雖為如此，「蕃族科」仍聘請專研人類學之伊能嘉矩、森丑之助擔任該會約聘人員，藉其經驗與資歷先行調查原住民的慣習，並編審蕃情調查報告。除伊能嘉矩、森丑之助外，在原住民地區從事統治教化的人員，如蕃務本署的職員、翻譯、警察、教師等，也被聘為臨時囑託，協助原住民調查工作。至於「蕃族科」內專職從事調查、編纂報告書的成員則有補助委員小島由道、河野喜六、佐山融吉、平井又八等4人，其中平井又八就任不到半年即遭殺害，因此實際調查人員僅剩3人。
「蕃族科」在進入原住民地界調查時，需依調查方針，先制訂調查綱目，而後依各族別進行調查，在調查時需聘用當地翻譯人員與取得警察協助，事後在撰述報告書時還需另附寫生或寫真圖案，以明瞭實情。此外，調查內容不僅是原住民的固有慣習，舉凡衣食住行、生產方式、宗教信仰等課題，均需詳細調查，因為舊慣調查不只要知悉原住民族固有習慣，同時也要充分明瞭其生活狀態。雖然「蕃族科」列出調查方針與綱目，但是原住民的調查畢竟無法像漢人調查一般，可藉由既有漢學知識或藉由前清遺老或碩儒之口述資料，相反的是必須深入部落才有所得，且當時台灣山地尚未被日本政權掌控者多，加以交通情況不佳，所以深入部落社會也常有危險。
執行成效與影響
在「蕃族科」成立滿十週年之際，由於臨時台灣舊慣調查會其他各部事業漸告完成，且「舊慣立法」終極目標未能實現，所以舊慣調查會乃宣告結束，不過有關原住民調查事宜則依1919年（大正8年）5月總督府訓令第83號，悉數轉移至新設的「蕃族調查會」中。蕃族調查會除承接「蕃族科」的既有業務外，也開始編纂、出版相關調查報告書，至1922年（大正11年）會務結束前，總共出版《蕃族調查報告書》、《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台灣番族慣習研究》各8冊，及由森丑之助編纂的《台灣番族志》1冊與《台灣番族圖譜》2冊，總共27冊。由於各種調查報告書均為第一手現地調查所得，原創價值高，不但對台灣總督府的理蕃事業多有幫助，也成為後世了解與研究台灣原住民歷史、文化、語言之重要素材。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