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學，即村社所辦學校，為地方小學，主要教育8到15歲的少年兒童。社學始設於元代，明清沿襲。「州、縣設學多在城市，鄉民居住遼遠不能到學者，於大鄉巨堡，各置社學」。明鄭時期，明朝遺臣沈光文流寓來臺，曾為鄭成功幕賓，鄭經嗣立後，光文「以賦寓諷，幾罹不測；乃變服為僧，入山，旋傍邑之目加溜灣番社教授生徒。（見周鍾瑄《諸羅縣志》）」目加溜灣社即今臺南縣善化，沈光文教番童讀書識字，此為番人受漢文教育之最早記載。
清康熙24年（1685年），首任臺灣府學教授林謙光於《臺灣紀略》提及：「今道、府設立社學，教誨番童，漸有彬彬文學之風矣！」似乎可以得知為了教化臺灣番童而設的「社學」，於清治之初即開啟之端緒。康熙34年（1695年）臺灣知府靳治揚，「撫輯土番，加意教化；番童未知禮義，治揚立社學，延師教之。（見《清一統志臺灣府》）」康熙52年（1713年）北路營參將阮蔡文踏查北路番界時，曾「召社學番童坐幕下，與之語曰：『我，汝師也，勿懼。能背誦四書者，旌以銀布。』為講解君臣、父子大義，反覆不倦。（見錢儀吉《碑傳選集》）」
康熙61年（1722年），分巡臺廈道兼臺灣學政陳大輦挑選番生秀異者為「佾生」，此即「番佾生」（見連橫《臺灣通史》、廖瓊林〈新社采田公館記〉，案：「新社」即「竹塹社」）。丁紹儀《東瀛識略》載：「臺灣義學之外，又有社學，蓋仿楚、粵、滇、黔等省邊隅州縣設學，延師教訓苗、蠻、猺、 黎子弟之制，就歸化番社，設立社學，擇熟番子弟之秀穎者入學讀書，訓以官音。熟習之後，令其往教生番子弟，果能漸通文理，取入佾生。」
雍正12年（1734年），「巡道張嗣昌詳請奉文設立，各置社師一人，以教番童；訓導按季考察。（見范咸《重修臺灣府志》）」六十七《番社采風圖考》亦載：「南北諸社熟番，於雍正12年始立社師，擇漢人之通文理者給以館穀，教諸番童。巡使按年巡歷南北路，宣社師及各童至，背誦經書。其後歲科，與童子試，亦知文理，有背誦詩、易經無訛者，作字亦有楷法。番童皆薙髮冠履，衣布帛如漢人。」孫霖〈臺灣竹枝詞〉有詩曰：「漸消粗獷漸恬熙，大傑顛頭立社師；海宇同文臻雅化，愛聽童子誦毛詩。」「乾隆23年奉文：臺灣府歸化各番，諭令薙髮蓄辮，以昭一道同風之盛。邇年以來，各社番眾衣衫半如漢制，略曉漢語；肄業番童，薙髮冠履、誦詩讀書、習課藝，應有司歲、科試，駸駸乎禮教之鄉矣。（見余文儀《續修臺灣府志》）」清乾隆時期，臺灣設立土番社學風氣最為鼎盛，設置情況分別為臺灣臺灣縣（臺南）5所、諸羅縣11所、彰化縣20所、鳳山縣8所、淡水縣（今新竹以北）6所。
嘉慶8年（1803年），臺灣縣學訓導黃對揚〈巡課新港番童〉詩有云：「聞說夷人敦舊俗，也參講席味真詮；民風自古關儒術，服教番黎正帖然。」道光以後，熟番漢化益深，或入漢人義學或入私塾習文，社學幾乎斷絕。咸豐、同治以至割臺之前，吳子光《臺灣紀事》云：「曩番設社學，間有聰穎者，長官以其知讀書也，思所以振興之，因有佾生之例。今社學就湮，其中偶識字者，循例濫竽，輒循護身符為凌轢眾番計。」光緒18年（1892年），蔣師轍《臺游日記》載：「（土番社學）今或存或廢，蓋同具文矣。」日治初期蔡振豐《苑裏志》亦載：「義塾、社學，則苑裏隨地皆有；但經費未有定額，旋設旋廢，終非持久之道。」由此可知，道光以後，社學已有逐漸廢弛之勢。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