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田福太郎，《未開社会における法の成立》（未開社會中法的成立），岡山：岡山大學法經學會，1957年。 研究背景 法學者增田福太郎戰前在台北帝國大學擔任助教授，研究台灣原住民社會的婚姻制度、權力與社會制度等，戰後則以台灣原住民的資料為主要依據，對「未開法」的成立與特質進行體系化的論述，其內容即為當代所稱的法人類學的研究。 全書內容與價值 本書首先介紹以「未開社會」為研究對象的古典人類學的各種學說，再以台灣原住民的氏族制、階級制、紛爭調解、制裁、性習慣、財產、違背契約等，全面分析考察各類問題的具體事例，總共230餘項，最後對禁忌說、復仇說、制裁說等既有的「未開法」學說做出批...
金關丈夫、國分直一，《台湾考古誌》（台灣考古誌），東京：法政大學出版局，1979年。本書有台北武陵出版公司出版中譯本《臺灣考古誌：光復前後時期先史遺跡研究》（1990）。 全書內容概述 本書是戰前任職於臺北帝國大學、戰後任職於國立台灣大學的金關丈夫，以及戰前任職於台灣師範學院、戰後同樣任職於國立台灣大學的國分直一，兩人從戰前到戰後在台灣進行的，從新石器時代到鐵器時代遺址調查研究成果的彙編。因為國分在本書後記所整理的書目資料略為混亂，以下按照出版先後順序排列如下： 金關丈夫，〈覚え書〉（備忘錄），《臺灣時報》第220號（1938年），頁41-48。 金關丈夫〈台湾先史時代...
國分直一，《台湾考古民族誌》（台灣考古民族誌），東京：慶友社，1981年。 成書背景與全書章節概述 本書是以作者所主張的「民族考古學」（與1970年代以降，歐美為中心所展開的新考古學Neoarcheology中的民族考古學有些微的差異）為核心的考古學論文集。這也是一部提出將台灣史前遺址的發掘調查，和台灣原住民族的物質文化研究相互結合的「南島考古學」概念的著作。第一章是台灣考古學總論的探討，第二章是台灣的遺址和出土遺物的解說，第三章是以台灣的石器、陶器為中心的文物研究，第四章是華南的史前學以及台灣民族資料的探討，第五章是台灣民族誌的記述，第六章是前國立台灣大學教授陳奇祿繪製素描、國分...
宮本延人、瀬川孝吉、馬淵東一，《台湾の民族と文化》（台灣的民族與文化），東京：六興出版，1987年。 成書背景 本書是日本統治時期作為台灣原住民族研究者第一人者的宮本延人、瀨川孝吉、馬淵東一等3人的鼎談之文集。宮本和馬淵所屬於臺北帝國大學（今國立台灣大學）土俗人種學教室，從事考古學、民族學調查和研究。瀨川任臺灣總督府理蕃課勤務，在從事農業相關工作與植物研究之外，也關注原住民族的生計、物質文化，並搜集其生活用具。 三人鼎談是在1986年3月進行，待一年後才出版。由社會學者大川正彥、社會人類學者馬淵悟、考古學者米澤容一擔任編輯。 全書章節概述 全書構成具多樣性（var...
笠原政治編，《馬淵東一と台湾原住民族研究》，東京：風響社，2010年。 成書背景 本書是為紀念馬淵東一誕辰100年所舉辦的學術論壇（台日原住民族研究論壇「馬淵東一的學問與臺灣原住民研究」，2009年）及相關研究會的講演與發表而編輯的論文集。作者群為9位日本研究者，他們基於各自的專業領域以及與馬淵的交流，對馬淵東一在台灣原住民族研究上的貢獻進行探討。 本書的構成包括：概述本書出版經過及馬淵研究歷程的〈序文〉（笠原政治）、〈刊行感言〉（馬淵悟），接著是9篇論文與資料（馬淵東一主要著作與簡略年譜）。 雖然本書沒有明確劃分「章」或「部」，但大致可分為三個部分：一，由松園萬龜雄、...
山田仁史，《首狩の宗教民族学》（獵首的宗教民族學），東京：筑摩書房，2015年。 成書背景 本書的重要性在於，從宗教民族學的視角，探究被認為早已消失的獵首行為，背後所蘊含的精神上的深層意識（精神的古層）。在以德國與奧地利為據點的文化圈學派中，有一種學說認為，整個南島語系地區的存在一種他界觀與世界觀：唯有通過獵首行為，才可以刺青（文身、イレズミ），從而獲得祖先的認可、通往彼岸世界。本書作者山田仁史（1972-2021）是一位宗教學者與文化人類學者。在本書中，他以其師大林太良為首，結合了包括延森（Adolf E. Jensen）在內的文化圈學派長期關注的議題&mda...
田本はる菜，《山地のポスト・トライバルアート―台湾原住民せデックと技術復興の民族誌》（山地的後部落藝術──台灣賽德克族技藝復興的民族誌），北海道：北海道大学出版会，2021年。 本書概述 本書是一部民族誌，以田野調查為基礎，記述賽德克族「編織」技術以及此技術在實際社會中運作的樣貌，並探討在原住民族文化復興與市場經濟商品化的脈絡下，「編織」如何在多樣人群間的複雜關係中實踐。本書也可視為是一部探討賽德克族「編織」技藝在社會生態學中定位的「技藝的生態誌」。作者透過持續而深入的田野調查，以編織與人際互動為軸線，呈現賽德克族當代生活中，女性透過日常編織的實踐，所累積的技能與知識。 全書...
概述 人類學使用不同概念詞彙指稱社會的各種不平等關係：在當代資本主義體系中因生產工具的有無而區分的，稱為「階級」（class）；依據社會權力地位高下而區分 的，稱為「階層」（stratification）；依據文化觀念—但是不一定符合政經權利高低之別—而區分的，稱為「階序」（hierarchy）。 台灣原住民各族傳統文化中，具有系統化且世襲「社會階序」制度的族群有兩個，分別是魯凱族及排灣族，其社會大致區分為貴族及平民兩個主要的階序。在排灣族，以中排灣語為準，貴族稱為mamazangiljan，平民稱為sikataqaljan；在魯凱族，以霧台魯凱語為準...
道路修築背景 「能高越嶺道路」是中部能高郡（今埔里）通往東部最重要的道路之一，道路穿越賽德克族與太魯閣族的傳統領域，全長約為77公里。 早在1909年（明治41年）5月，花蓮港廳就曾修築「巴托蘭隘勇線」，其位置即在木瓜溪。1914年（大正3年），總督府為了討伐「太魯閣群」與「巴托蘭群」曾經修築運輸道路，下抵巴托蘭與塔次基里，但討伐事業完畢後，舊道均告荒廢。1917年（大正6年）4月，以東部可供開墾的地方眾多，加上發現新礦物，造成產業狀況相當熱絡，但因交通不便，官方希望開拓新的橫斷道路抵達東部。9月7日，總督府將「能高越嶺道路」列入當年預算中，花蓮港廳一段編列42,000圓，...
霧臺鄉境內5條重要道路 霧臺的道路依附著部落而存在，最早為魯凱族與排灣族各部落間的社路，爾後被日本政府拓寬為一般「理蕃道路」，根據相關文獻與訪談資料，整理出霧臺境內的重要道路系統，計有一「知本越嶺道路」，二「振興－舊好茶道路」，三「振興－霧臺－阿禮道路」，其中「知本越嶺道路」部分路段與「振興－霧臺－阿禮道路」重疊，四「霧臺－大武道路」，五「舊好茶－阿禮道路」等5條路段，為屏東縣霧臺鄉境內最重要的道路系統。 5條道路詳細路線 1. 知本越嶺道路：此道路說明請參閱詞條「知本越嶺道路」。 2. 振興－舊好茶道路： 此條道路從屏東縣鹽埔鄉振興村...
合歡越嶺道路修築背景 「合歡越嶺道路」東起於花蓮縣秀林鄉富世村，西迄南投縣仁愛鄉霧社，穿過太魯閣族的傳統領域，其道路路線經歷過1914年（大正3年）因隘勇線進入太魯閣山區，而與原住民發生了最重大的「太魯閣事件」。今日所謂「合歡越嶺道路」實為合併多條道路而成，後來因立霧溪源頭有金礦，變成採金道路，最後又因軍事考量、東部開發、經濟發展的因素，戰後部分路段變成今日的中部橫貫公路。 「合歡越嶺道路」前身原是在太魯閣討伐戰之前，利用太魯閣族的部落聯絡、遷移之路徑，然後擴充為太魯閣討伐戰的軍需道路。戰役結束後官方修築了富士到塔比多（今天祥）的警備道路，也構築多條支線，包括托博闊、陶賽等...
縱貫中央山脈的理蕃道路 「霧社卡社道路」位於濁水溪上游，北起南投縣仁愛鄉霧社部落，南迄信義鄉地利村巴庫拉斯部落，全長約60多公里，主要通過賽德克族、泰雅族、布農族卓群與卡群的傳統領域。 此警備道從布農族卡群族人居地──巴庫拉斯社，通到舊能高郡（包括現仁愛鄉）轄內的萬大社，因此嚴格應稱為「巴庫拉斯－萬大道路」，起點為巴庫拉斯社，通過良久社（昔日卓群之舊社），當道路一過文文社後，便進入能高郡管轄範圍內，迄於萬大社。過了萬大（今仁愛鄉親愛村萬大）的後段道路，應改稱為「萬大霧社道路」。此道路是台灣當時縱貫內地中央山脈地塊的「蕃地縱貫道路」之一。 道路路線與修築過程 ...
道路修築背景 「知本越嶺道路」，又稱「知本山越道路」、「台東－屏東間縱斷道路」。此道西起屏東縣三地門鄉，東迄台東縣知本鄉，原長度約127公里，通過西部排灣族與魯凱族，以及東部魯凱族與卑南族的傳統領域，其開鑿目的是總督府希望從大武山北側找尋一條通往台東的捷徑，並能通行汽車，以利東西產業發展。 道路修築始末 1902年（明治35年）5月9日，總督府計畫調查從卑南經大南社，橫斷中央山脈，通往阿緱（今屏東）的電信路線。1910年（明治43年）5月，阿緱廳長與台東廳長連署向總督呈請勘查中央山脈橫貫道路最難開鑿之大南庄、隘寮溪之間的道路，即所謂的「阿卑線」。由於「阿卑線」為6條橫...
「開山撫番」道路修築背景 牡丹社事件發生後，1874年（同治13年）陰曆3月22-23日，日本派兵來台，於琅嶠（屏東縣恆春鎮）登陸，藉口討伐「生番」。清國有感於事態嚴重，先派總理船政大臣沈葆楨「帶領輪船、兵弁，以巡閱為外，前往台灣生番一帶查看，不動聲色，相機籌辦」。4月14日，沈葆楨獲進一步授權為「欽差辦理臺灣等處海防兼理各國事務大臣」。5月4日，沈葆楨由福建來台，處理善後事宜。9月22日，中日互換條約三十款，最後以撫卹難民銀及賠償銀共五十萬兩和解，日方接受並同意於同年10月25日撤兵。 清國於事件後廢除「番界」禁令，沈葆楨來台後，首先改革前山之各項積弊，並積極開發後山，於1874年（同治...
清國時代的番界 「隘」就是隘防，有時也會被利用於聚落或道路的盜賊防禦，其方式透過哨站、隘寮（銃櫃）與警戒人員即可達成，較複雜設施則透過磚造、夯土城牆與城樓。清國在台灣設有「番界」，即國家與原住民族之邊界，按不同年代可稱為土牛紅線、藍線、紫線等，其線位置即「番界」，是外人、團體、乃至於國家，用以區隔「原住民」與「平地人」之界線，有時用山川等自然區界，若無自然區界，則以人工方式，透過立碑、豎界或挖深溝渠為界線，因此殘留一些「民番界碑」，官方雇用的守備人員為「隘勇」，民間稱為「隘丁」，光緒年間，巡撫劉銘傳廢除私隘，仿照軍隊設置，用「勇營」制度取代，通稱「裁隘置營」。 日本時代的隘勇線...
理蕃道路的設置目的 日本時代所修築於原住民區域內的道路，皆可稱為「理蕃道路」，其定義上有廣義與狹義兩種，廣義指「日本官方所開鑿於原住民地區的道路皆可稱之，不論是討伐用的軍、警用補給道路或討伐路線，乃至於修築的隘路與隘勇線，皆可稱之」；狹義指「日治中期以後台灣總督府轉變隘勇線政策下，從1920年代起官方企圖透過全面性行政措施來管理原住民，而施設於山區的道路，除事前調查與定線外，沿路並廣設警察官吏駐在所與配置警察，來管理交通與掌控原住民。此外，也配合設置蕃童教育所、蕃產交易所、施藥所（含診療所、公醫所）於重要部落或位置，有些理蕃道路更有聯絡台灣西部與東部之用途。」 理蕃道路的樣式 ...
穿越邵族領域而過 水沙連道路的歷史悠久，但開鑿時間不可考，此道南以南投縣水里鄉為起點、經魚池鄉、北迄南投縣埔里鎮，全長約30多公里，但因日本時代日月潭發電廠設置，導致路線改變，道路主要穿越邵族傳統領域，從水里入口處的二坪，通過土地公鞍嶺（嶺上鞍部有土地公廟），又稱為「土地公鞍嶺道路」。「水沙連」邵語為Sazum，語意「水」。 以遷移和貿易為目的 水沙連道路開鑿的歷史，源於200多年前，由於遷徙與貿易之所需，原住民「眉番」（泰雅族）自所活動的埔里盆地一帶，漸漸地踏出埔里盆地之北端路線﹔稍後的「埔番」（布農族）與「水社番」（邵族）則踏出南端的路線，也是入埔南路。 ...
穿越泰雅族、太魯閣族領域而過 清代「蘇花北路」（蘇花道路）起點為宜蘭縣蘇澳鎮，終點為花蓮縣新城鄉，通過泰雅族南澳群與太魯閣族的傳統領域，全長約115.2公里，無族語稱呼。 「蘇花道路」修築目的為籌辦台灣防務與推行「開山撫番」的工作，1874年（同治13年）陰曆6月夏獻綸從蘇澳起工，7月開路至東澳，由陸路提督羅大春接任北路開鑿工程，從東澳起工。同年11月，開抵花蓮，半年之內便已開通「蘇花道路」。 道路修築始末 1873年（同治12年）陰曆4月起夏獻綸擔任台灣兵備道員，當時海疆多事，駐守台灣，對於洋務、牡丹社之役助力頗多，多次深入蠻荒，巡視南、北兩路，1879年...
修築過程及廢棄 「射寮卑南道路」修築於1875年（光緒1年）陰曆6-7月間，全長約55公里。由中央山脈東西兩側同時動工向中央山脈會合，道路修成後，由總兵張其光及同知袁聞柝所帶軍隊，分途駐防。此路使用至1876年（光緒2年），該年風雨沖毀道路；加上次年發生率芒社之變，使「射寮卑南道路」廢棄，使用年限極短。 相關里程數，依胡傳《臺灣日記與稟啟》（附錄二）〈記臺灣臺東州疆域道里地方情形並書後〉（1895）所載如下：「由鳳山縣（冊無縣字）之下淡水東行三十里至射寮，又八里至紅泥嘴，又十六里至立里社，又九里至南崑崙，又東二十里至古阿崙，又二十三里至望春（望春冊作春望，道里表同。）巖，又東十里至大烏萬溪...
17-19世紀文獻中的槍枝使用 槍是原住民狩獵使用的工具，使用的時間大概在近兩、三百年。台灣原住民何時接觸到槍枝？其確切年代難以查考，目前所知最早的文獻記載，是在1582年時，有艘帆船從澳門航往日本，在台灣海域發生船難，倖存者將火繩槍（matchlock）帶上岸邊，據同船的葡萄牙耶穌會士皮列士（Francisco Pirez）描述，船難人員曾在數十個武裝的台灣原住民面前，展示歐洲人的火繩槍，並朝著木棒射擊，再將有個彈孔的木棒給原住民看，據說原住民變得害怕，將手指塞進嘴裡。 1626年5月初，西班牙遠征軍到達雞籠（基隆）時，當地的住民受到火繩槍的驚嚇，逃離聚落，顯示...